他们坐在草地上，看见一艘又一艘的划子载满乘客向对岸划过去，靠岸以后又换上一批乘客划过来。他们已经眼睁睁地看见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老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世不能过到江那边去。既然已经当了乞丐，是不是可以去乞求船户的通融呢？萧说，船夫一定不会答应的。毛说，我不在乎，我去跟船夫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近旁一艘小船走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的把他们免费载过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船夫粗声粗气地回答：“你们没有钱，为什么不从灵官渡去？”
船夫的拒绝并不很使人意外。商量了一阵，他们看到又一艘划子靠岸，乘客纷纷上岸，于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跟着别的乘客一同上了船。船到江心要收钱了，他们才说出自己没有带钱来。
萧子升说：“现在我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过了一个月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夫说：“过一个月，我还认得你们吗？你们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伞我们路上还要用呢。再说，过河钱才4个铜板，一把伞值14个铜板哩。”
船夫以把船划回去相威胁，其他乘客大声抗议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乘客中一个态度和善的老人提出代他们付钱，他们连忙阻止。于是提出让船夫休息，由他们接着来划，用劳力来补偿船钱，船夫又不答应。
这场争执正在持续的时候，船夫看见后面的一艘船渐渐驶近江心，如果让它赶到前面去，自己就会失掉正在对岸候船的那些乘客。他不得不停止了这场争吵，而这两个无钱的乘客也终于登上了对岸，朝着宁乡县城走去。这第一道难关一过，两人就信心十足了。
那时长沙宁乡之间还没有修筑公路，只有石板铺砌崎岖不平的“大路”。三岔路口都有指路小石牌，可是他们从不去看，只是选最宽的路走。夏天的太阳把石板晒得烫脚，他们宁愿在路边的黄土草地上行走。
两个朋友沿着大路边走边谈，颇不寂寞。渐渐地，他们感到有点为难了，这为难之处就是觉得饿了。自从开始觉得饥饿，就越来越觉得饥饿。他们是要吃一点东西了。路边有一爿小吃店，阴凉之处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他们坐下来休息。开店的女人带着好奇的神情打量这两位什么吃的喝的都不要的客人，看来是猜到了他们的窘境，于是献上两杯茶，并且说明不要钱。他们吃过茶，反而觉得更饿了。
得马上弄点吃的。到附近农家去乞讨吧，一家人家打发一点点，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一饱，如果给的是生米（那是对付叫花子的常法），更是毫无用处。最好是找一个大户人家。于是，向开店的打听，附近有读书的人家吗？打听到附近有三户读书人，声望最高的是一位早已告老还乡的刘翰林，于是决定向翰林进攻。两人吟咏联句，凑出了一首献给刘翰林的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诗中赞颂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第四句的意思一目了然。他们把诗写好，就去拜访刘翰林。
这位翰林很赏识他们的诗和字，从谈话中也发觉他们很有学问。在问答中，毛泽东说他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问到萧子升是曾国藩的同乡，萧于是说道，高曾祖在曾国藩家当过教师。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红包，里面竟包着40个铜圆。他们顿时富有起来了，连忙回到那小吃店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每人才花了4个铜板。
他们在路边小客店住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上路了。他们的好友何胡子——何叔衡是宁乡人，既然已经到了宁乡县，那就上何家去。他们有何家的地址，这一天大约走70公里。刘翰林送的钱还有剩余，足够一天的吃用。这一天走得特别快。月亮出来了，他们在月光下行走。走进山间灌木的丛林，虽然显得幽暗，间或听到一声两声野兽的嗥叫，可是并不觉得害怕，因为有两个人同行。在岔路口也走错过路，只得回过头来再走。走到深夜，终于敲着何胡子家的门。
何胡子点燃灯，打开门，意外地大笑起来，连忙迎进两个朋友，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会来！”当他听说两位是在做一个试验，看一文不带能够走多远，像叫花子一样走过来时，更是大吃一惊，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
何叔衡全家极其热情地欢迎了这两位客人。何家是自给自足的农家，全家大小都参加劳动。父亲通文墨，是个标准的老农人，带着客人去看自己经管的猪栏，养了10只猪，说关键在品种和饲料。宁乡猪是湖南出名的良种猪。栏中有一只才11个月大的猪，肥壮得像一条小牛，有150多公斤重。何老伯骄傲地带领客人参观这一切，这是何家最重要的财富。一年的油、盐、茶、肉等开销，都从它们身上来，要是不养这些猪，生活就很艰难了。菜园里整齐清爽，长满鲜美的菜蔬，园中连一根杂草也没有。田里的水稻也长势喜人，何胡子的弟弟正在田里忙着。叔衡是何家的长子，这时当了中学教员。这是毛泽东很熟悉的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
何家用最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杀了鸡，还有鲜鱼和腊肉。吃过饭，谢过主人的招待，他们又要继续自己的行程。由于何老伯的苦留，盛情难却，他们又多住了一天。何老伯又带客人去看山林，大都是松树，家用柴火随砍随用。
告别了何家，向宁乡城走去，中午，又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大模大样地走进一家大院子，说我们是叫花子，要讨些饭吃。女主人一句话也不说，回转身去，到里面给他们每人拿来一小碗冷饭，因为已经很饿，尽管没有菜，也很快吃完了。要再讨一点，她却不肯给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家。那一位家主说没有现成饭，愿意给一点生米。生米对他们没有用，只好再找一家。这一次遇见了一位慷慨的主人，给了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些菜，得了一饱。
宁乡县城里还住了一位同学，他们决定不去拜访，他们不愿再享受何家那种盛情的款待，那还算什么叫花子呢。他们决定到沩山去，那是宁乡有名的风景区。
在离县城20多里的一个小山坡上，两人在一株大古松下歇脚，谈论起何老伯自耕自得的安适生活，由此议论起农家生活的苦乐来。萧子升在追忆中，写到他的朋友熟知农家疾苦。何家是自耕农，不愁吃穿，还能供子弟读书；如果是佃农，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至于打长工、打短工的，所愁的是无人雇用，这比佃农还苦。谈着谈着，像佛祖样两人在菩提树下睡着了一阵。醒来又赶路。
路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给了他们米饭和炒菜，吃了个饱。这老头姓王，在县衙门里当过七八年门卫。他告诉这两个来乞食的年轻人，为官的都不廉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是钱，打官司就靠给钱，求情是无用的。他经历过三任县官：头一个是个贪官，一心想的是钱，办案不问有理无理，总是给钱多的一方打赢官司；另外两个县官却是清廉的，可是人们对他们同样抱怨，甚至以为比贪官更坏，说什么连礼都不肯收，还算什么县官。可见人们没有什么是非观念，使人感到，这恐怕也就是社会上好官不多的一个原因吧。
黄昏时分，他们到了沩山。茂密的树林映衬着千年古刹沩山寺。两个和尚在山门迎接，为了不使对方误会为长途跋涉的香客，他们直言是乞讨而来。和尚回答说：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寺里的方丈是不随便接见客人的，当他看到这两个青年人求见的便条，不敢怠慢，就请了进去。在方丈室，这两个客人看到四壁都是图书，除了佛教的经典外，也有《老子》和《庄子》。他们就中国古代经籍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回到大殿，许多和尚以为这是一流贵客，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几乎忙到半夜。第二天，方丈定要留他们盘桓数日。方丈告诉他们：本寺有和尚约莫百名，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挂单的和尚，通常住几天便离去了，曾经有过最高的纪录是800僧人。他们从远方来，是来听经和传戒的。这里庙产甚丰，招待这些挂单和尚并无困难。再说，和尚是出家人，所有寺庙都是他的家。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也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在一个农家讨得一顿晚餐之后，他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岸从容前行。夜很静，也很美。午夜明亮的月光把他们的影子印在路上，轮廓分明。四顾茫茫，不见人家，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才有旅店。何况刘翰林所赠的40枚铜圆，早已用完，纵使有旅店也不能住宿。于是毛泽东提议：“我们就在这里消磨一夜吧，这沙滩岂不也可以做很舒服的床吗！”他们就这样在沙滩上睡了一夜。萧子升时时醒来，毛泽东则睡得烂熟。在回忆录中，萧用很长篇幅描写了沙滩月夜如诗如画的情景，以及怀疑远处高坡上似蹲踞着一只老虎，因而引起极度恐怖之感。直到天亮之后，萧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块大黑石头。早晨起身了，继续沿着河岸走。不久，过了一座石桥，大路就逐渐同河岸分开了。他们一路谈论，不知不觉就进了安化县城。
这已经是上午10点左右，还不曾吃早饭，饿得很厉害。他们走到一家茶馆门前，犹豫了片刻，就昂然走了进去，在一张靠窗子的方桌边坐了下来，叫来了菜和早餐。吃饱了，怎样付账呢？商量之后，决定留一个人坐在店里等着，一个人去设法弄钱。讨钱很难，一些人是干脆不肯给，费了好些时间，讨了两条街，一共才讨得几十文，付账连一半也不够。于是又商量，终于想出了个办法，用这几十文先去买些纸来，写成对联，当“游学先生”，送字给那些商店的店主。旧社会一些潦倒的读书人，就这样弄几个钱来借以糊口。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员对于他们送去的对联大为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就给了4个铜圆。这时，店主出来了，问了一下，说：再给4枚。8枚铜圆，就足够付茶馆的账还有余了。也有小气的，拒绝接受对联：“字对我有什么用，拿去送给别人吧。”他们说：“写上了宝号的招牌，怎么能送给别家呢？你纵然不出钱，也请你收下。”店主才不得已拿出了两个铜板。
多数的店主看到写有自己的店名，都是表示接受的。有一爿茶叶店主读过书，也会写字，在收下对联之后，还请他们到书房里谈话，萧子升当即磨墨挥毫，为店主本人写了一副对联。那店主为读书人常不免穷愁潦倒，慨叹不已，临别，竟送给了20个铜圆。
同茶叶店老板谈话时，那个老板谈到他有三个儿子，准备让一个读书，另两个学做生意，认为读书谋生是靠不住的。一路上两人于是引起了有关中国家庭制度的辩论。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乏民族情感。萧子升则认为不可太夸大国家观念，应两者兼顾。毛认为国家应占最优先地位；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当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
据安化地方搜集的可靠资料，他们到安化时，曾到过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罗驭雄和萧蔚然的家，在罗家吃过饭，给一个秀才送过对联。还查阅过安化县志了解清代农民黄国旭领导的起义，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还在一个贫苦的夏婆婆家谈了很久。又到县劝学所拜访所长夏默庵老先生。夏毕业于两湖书院，为饱学之士，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老先生性格高傲，毛泽东两次求见被拒，第三次登门才接见。于是发生了前节所述考对联的故事。老人以客礼相待，请他们吃饭并住宿。在劝学所还观看了祭孔礼器和铜壶滴漏（古代计时器）。1953年5月，毛泽东还曾向安化地方去信，“与默庵先生在安化会过一次，请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此书后来没有找到。
离开安化，又向益阳进发。他们到达益阳县城的时候，看见墙上张贴的一张县政府的布告。他们惊异地发现，签署这布告的，是县长张康峰！张康峰，岂不就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员吗？于是他们决定到县衙门去拜访县长。
问过几次路，问到了县政府。门房拦住了他们，不让进去：滚开，叫花子到衙门里来干什么？他们要求门房通报，他们要见县长。萧子升掏出名片，将毛泽东的名字添在上面，交给了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双方僵持了好些时候。门房还不时口出恶言，威胁恐吓；这边也不示弱，表示不见县长绝不走开。最后，从门房里走出一个老头，以试探的心情接过名片进去了。不久，他快步走了出来，笑容可掬地说，县长有请。那门房听了，目瞪口呆了。
张康峰看到这两位来访者，也很觉惊讶。当他听完这两位学生的陈述之后说：“这在多数人都是不能理解的。说真的，我看到你们的穿着打扮的时候，我完全能够谅解门房的态度。”
张康峰让他们两个先去洗了澡，同他们畅谈了很久。在饭桌上，张告诉他们，第一师范的同学有六个在益阳县教育界工作，一个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一个中学校长，一个小学校长。他表示，要通知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县政府来，开个欢迎会。两个叫花子又变成了上宾。他们在益阳停留了三天。告别的时候，张康峰坚持要他们带4块钱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命门房伴送他们到城门口。那门房想起初见时的情景，一路上低着头，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