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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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青葱少年,逐梦异国清华八年(2)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地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地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

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地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er,Miss Clemens,Mr. Smith 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别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地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地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

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做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的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未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阘茸。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瞌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俨然是学术重镇。

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 和教图画的Miss Starr 和Miss Lyggate 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

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畅春、项谔、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

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 女士离校后也没有人替其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国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

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

我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劳什子做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地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做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沛所做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沛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做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

我拿同一个作品交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相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

先生也笑了。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做,也能浑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

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做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故。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做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场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后卫之一是李汝祺,守门是董大酉。这一战打得好精彩!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

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容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

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

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太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

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倒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腻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游地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游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地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一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地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

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