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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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故土难离,故人难忘(5)

志摩的作品有一部分在台湾有人翻印,割裂缺漏之处甚多,应该有人慎重地为他编印全集。一九五九年我曾和胡适之先生言及,应该由他主持编辑,因为他和志摩交情最深。适之先生因故推托。一九六七年张幼仪女士来,我和蒋复璁先生遂重提此事,蒋先生是志摩表弟,对于此事十分热心,幼仪女士也愿意从旁协助,函告其子徐积锴先生在美国搜集资料。一九六八年全集资料大致齐全。传记文学社刘绍唐先生毅然以刊印全集为己任,并聘历史学者陶英惠先生负校勘之责,而我亦乘机审阅全稿一遍。一九六九年全集出版,一九八○年再版。总算对于老友尽了一点心力,私心窃慰。梁锡华先生时在英伦,搜求志摩的资料,巨细靡遗,于拙编全集之外复得资料不少,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成一巨帙《徐志摩诗文补遗》(时报文化公司出版),又着有《徐志摩新传》一书(联经出版),对于徐志摩的研究厥功甚伟,当代研究徐志摩者当推梁锡华先生为巨擘,亦志摩逝世后五十年来第一新得知己也。

研究徐志摩者,于其诗文着作之外往往艳谈其离婚结婚之事。其中不免捕风捉影传闻失实之处。我以为婚姻乃个人私事,不宜过分渲染以为谈助。这倒不是完全“为贤者讳”的意思,而是事未易明理未易察,男女之间的关系谲秘复杂,非局外人所易晓。刘心皇先生写过一本书《徐志摩与陆小曼》,态度很严正,资料也很翔实,但是我仍在该书的短序之中提出一点粗浅的意见:

徐志摩值得令我们怀念的应该是他的那一堆作品,而不是他的婚姻变故或风流韵事。徐志摩的婚姻前前后后颇多曲折,其中有些情节一般人固然毫无所知,他的较近的亲友们即有所闻亦讳莫如深,不欲多所透露。这也是合于我们中国人“隐恶扬善”和不揭发阴私的道德观念的。

所以凡是有关别人的婚姻纠纷,局外人最好是不要遽下论断,因为参考资料不足之故。而徐志摩的婚变,性质甚不平常,我们尤宜采取悬疑的态度。

志摩的谈吐风度,在侪辈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师长辈如梁启超先生、林长民先生把他当作朋友,忘年之交。和他同辈的如胡适之先生、陈通伯先生更是相交莫逆。比他晚一辈的很多人受他的奖掖,乐与之游。什么人都可做他的朋友,没有人不喜欢他。他办报纸副刊,办月刊,特立独行,缁而不涅,偶然受到明枪暗箭的侵袭,他也抱定犯而不校的态度,从未陷入混战的漩涡,只此一端即属难能可贵。尖酸刻薄的人亦奈何他不得。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志摩长我六岁,同游之日浅,相交不算深,以我所知,像他这样的一个,当世无双。

今天是他五十周年忌日,回首旧游,不胜感慨。谨缀数言,聊当斗酒只鸡之献。

忆冰心

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繁星》、《春水》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时候,风靡一时,我的朋友中如时昭瀛先生便是最为倾倒的一个,他逐日剪报,后来精裱成一长卷,在美国和冰心相遇的时候恭恭敬敬地献给了她。我在《创造周报》第十二期(民国十二年七月廿九日)写过一篇《〈繁星〉与〈春水〉》,我的批评是很保守的,我觉得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就在这篇批评发表后不久,于赴美途中在“杰克孙总统号”的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先生介绍,寒暄一阵之后,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晕船,我们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文学性质的壁报,张贴在客舱入口处,后来我们选了十四篇送给《小说月报》,发表在第十一期(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日),作为一个专辑,就用原来壁报的名称“海啸”。其中有冰心的诗三首:《乡愁》、《惆怅》、《纸船》。

民国十三年秋我到了哈佛,冰心在威尔斯莱女子学院,同属于波斯顿地区,相距一个多小时火车的路程。遇有假期,我们几个朋友常去访问冰心,邀她泛舟于脑伦璧迦湖。冰心也常乘星期日之暇到波斯顿来做杏花楼的座上客。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波斯顿一带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剧院”公演《琵琶记》,剧本是顾一樵改写的,由我译成英文。

我饰蔡中郎,冰心饰宰相之女,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逢场作戏,不免谑浪。后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先生订婚,冰心就调侃我说:

“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二字来历在此。

冰心喜欢海,她父亲是海军中人,她从小曾在烟台随侍过一段期间,所以和浩瀚的海洋结下不解缘,不过在她的作品里嗅不出梅思斐尔的“海洋热”。她憧憬的不是骇浪滔天的海水,不是浪迹天涯的海员生涯,而是在海滨沙滩上拾贝壳,在静静的海上看冰轮乍涌。我民国十九年到青岛,一住四年,几乎天天与海为邻,几次三番地写信给她,从没有忘记提到海,告诉她我怎样陪同太太带着孩子到海边捉螃蟹,掘沙土,捡水母,听灯塔呜呜叫,看海船冒烟在天边逝去,我的意思是逗她到青岛来。她也很想来过一个暑季,她来信说:“我们打算住两个月,而且因为我不能起来的缘故,最好是海涛近接于几席之下。

文藻想和你们逛山散步,泅水,我则可以倚枕倾聆你们的言论。我近来好多了,医生许我坐火车,大概总是有进步。”

但是她终于不果来,倒是文藻因赴邹平开会之便到舍下盘桓了三五天。

冰心健康情形一向不好,说话的声音不能大,甚至是有上气无下气的。她一到了美国不久就呕血,那着名的《寄小读者》大部分是在医院床上写的。以后她一直时发时愈,缠绵病榻。

有人以为她患肺病,那是不确的。她给赵清阁的信上说:“肺病绝不可能。”给我的信早就说得更明白:“为慎重起见,遵协和医嘱重行检验一次,X光线,取血,闹了一天,据说我的肺倒没毛病,是血管太脆。”她呕血是周期性的,有时事前可以预知,她多么想看青岛的海,但是不能来,只好叹息:“我无有言说,天实为之!”她的病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生涯,甚至比照管家庭更妨碍她的写作,实在是太可惋惜的事。抗战时她先是在昆明,我写信给她,为了一句戏言,她回信说:“你问我除生病之外,所作何事。像我这样不事生产,当然使知友不满之意溢于言外。其实我到呈贡之后,只病过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中度过……”在抗战期中做一个尽职的主妇真是谈何容易,冰心以病躯肩此重任,是很难为她了。她后来迁至四川的歌乐山居住,我去看她,她一定要我试一试他们睡的那一张弹簧床。我躺上去一试,真软,像棉花团,文藻告诉我他们从北平出来什么也没带,就带了这一张庞大笨重的床,从北平搬到昆明,从昆明搬到歌乐山,没有这样的床她睡不着觉!

歌乐山在重庆附近算是风景很优美的一个地方。冰心的居处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房子也可以说是洋房,不过墙是土砌的,窗户很小很少,里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湿。倒是门外有几十棵不大不小的松树,秋声萧瑟,瘦影参差,还值得令人留恋。

一般人以为冰心养尊处优,以我所知,她在抗战期间并不宽裕。

歌乐山的寓处也是借住的。

抗战胜利后,文藻任职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这一段时间才是她一生享受最多的,日本的园林之胜是她所最为爱好的,日常的生活起居也由当地政府照料得无微不至。下面是她到东京后两年写给我的一封信:

实秋:

九月廿六信收到。昭涵到东京,待了五天,我托他把那部日本版杜诗带回给你(我买来已有一年了),到临走时他也忘了,再寻便人罢。你要吴清源和本因坊的棋谱,我已托人收集,当陆续奉寄。清阁在北平(此信给她看看),你们又可以热闹一下。我们这里倒是很热闹,甘地所最恨的鸡尾酒会,这里常有!也累,也最不累,因为你可以完全不用脑筋说话,但这里也常会从万人如海之中飘闪出一两个“惊才绝艳”,因为过往的太多了,各国的全有,淘金似的,会浮上点金沙。除此之外,大多数是职业外交人员,职业军人,浮嚣的新闻记者,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在东京两年,倒是一种经验,在生命中算是很有趣的一段。文藻照应忙,孩子们照应,身体倒都不错,我也好。宗生不常到你处吧?他说高三功课忙得很,明年他想考清华,谁知道明年又怎么样?北平人心如何?看报仿佛不大好。东京下了一场秋雨,冷得美国人都披上皮大衣,今天又放了晴,天空蓝得像北平,真是想家得很!你们吃炒栗子没有?

请嫂夫人,安。

冰心。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来到台湾,接到冰心、文藻的信,信中说他们很高兴听到我来台的消息,但是一再叮咛要我立刻办理手续前往日本。风雨飘摇之际,这份友情当然可感,但是我没有去。此后就消息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