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百年梦忆:梁实秋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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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懵懂孩童,天真无邪(2)

还有一个后院,四四方方的,相当宽绰。正中央有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榆树。后边有榆(余)取其吉利。凡事要留有余,不可尽,是我们民族特性之一。这棵榆树不但高大而且枝干繁茂;其圆如盖,遮满了整个院子。但是不可以坐在下面乘凉,因为上面有无数的红毛绿毛的毛虫,不时地落下来,咕咕嚷嚷的惹人嫌。榆树下面有一个葡萄架,近根处埋一两只死猫,年年葡萄丰收,长长的马乳葡萄。此外靠边还有香椿一、花椒一、嘎嘎儿枣一。每逢春暮,榆树开花结荚,名为榆钱。榆荚纷纷落下时,谓之“榆荚雨”(见《荆楚岁时记》)。施肩吾咏榆荚诗:“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我们北方人生活清苦,遇到榆荚成雨时就要吃一顿榆钱糕。名为糕,实则捡榆钱洗净,和以小米面或棒子面,上锅蒸熟,舀取碗内,加酱油醋麻油及切成段的葱白葱叶而食之。我家每做榆钱糕成,全家上下聚在院里,站在阶前分而食之,比《帝京景物略》所说“四月榆初钱,面和糖蒸食之”,还要简省。仆人吃过一碗两碗之后,照例要请安道谢而退。我的大哥有一次不知怎的心血来潮,吃完之后也走到祖母跟前,屈下一条腿深深请了个安,并且说了一声:“谢谢您!”祖母勃然大怒:“好哇!你把我当做什么人?”气得几乎晕厥过去。父亲迫于形势,只好使用家法了,从墙上取下一根藤马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五一十地打在我哥哥的屁股上。我本想跟进请安道谢,幸而免,吓得半死,从此我见了榆钱就恶心,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幼小时就有了认识。后院东边有个小院,北房三间,南房一间,其间有一口井,井水是苦的,只可汲来洗衣洗菜,但是另有妙用,夏季把西瓜系下去,隔夜取出,透心凉。

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

童年生活我的童年生活,只模糊地记得一些事。

北平有一童谣: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地想媳妇儿。

娶了媳妇儿干什么呀?

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早晨起来梳小辫儿。

梳小辫儿是一天中第一件大事。我是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一年)才把小辫儿剪了去。那时候我的辫子已有一尺多长,睡一夜觉,辫子往往就松散了,辫子不梳好是不准出屋门的。所以早起急于梳辫子,而母亲忙,匆匆地给我梳,梳得紧,揪得头皮痛。我非常厌恶这根猪尾巴。父亲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之类的书,常把满军入关之后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讲给我们听,我们对于辫子益发没有好感。革命后把辫子一刀两断,十分快意。那时候北平的新式理发馆只有东总布胡同西口路北一处,座椅两张。我第一次到那里剪发,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

民国以前,我的家是纯粹旧式的,孩子不是一家之主,是受气包儿。家规很严,门房、下房,根本不许涉足其间,爷爷奶奶住的上房,无事也不准进去,父亲的书房也是禁地,佛堂更不用说。所以孩子们活动的空间有限。室内游戏以在炕上攀登被窝垛为主,再不就是用窗帘布挂在几张桌前做成小屋状,钻进去坐着,彼此做客互访为乐。玩具是有的,不外乎从“打糖锣儿的”担子上买来的泥巴制的小蜡签儿之类,从隆福寺买来的小“空竹”算是上品了。

我记得儿时的服装,最简单不过。夏天似乎永远是竹布一身裤褂,白布是禁忌。冬天自然是大棉袄小棉袄,穿得滚圆臃肿。鞋子袜子都是自家做的,自古以来不就是以“青鞋布袜”作为高人雅士的标准么?我们在童时就有了那样的打扮。进了清华之后,才斗胆自主写信到天津邮购了一双白帆布鞋,才买了洋袜子穿。暑假把一双双的布袜子原样带回家,被母亲发现,才停止了布袜的供应。布鞋、毛窝,一直在脚上穿着,皮鞋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小孩子哪有不馋的?早晨烧饼油条或是三角馒头,然后一顿面一顿饭,三餐无缺,要想吃零食不大容易。门口零食小贩是不许照顾的,有时候偷着吃“果子干”“玻璃粉”或是买串糖葫芦,被发现便不免要挨骂。所以我出去到大鹁鸽市进陶氏学堂的时候,看见卖浆米藕的小贩,驻足而观,几乎馋死,豁出两天不吃烧饼油条积了两个铜板才得买了一小碟吃。我的一个弟弟想吃肉,有一天情不自已地问出一句使母亲心酸的话:

“妈,小炸丸子卖多少钱一碟?”

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子里拍皮球、放风筝、耍金箍棒,可以逛隆福寺吃“驴打滚儿”“艾窝窝”。父亲也带我们挤厂甸。

念字号儿,描红模子,读商务出版的“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一套启蒙教育,都是在炕桌上,在母亲的苕帚疙瘩的威吓下,顺利进行的。

我们没受过体罚。我比较顽皮淘气,可是也没挨过打。我爱发问,我读过:“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之后,曾经发问:“为什么买鱼两尾就不许他回家?”

父亲给我们订了一份商务的《儿童画报》,卷末有一栏绘一空白轮廓,要小读者运用想象力在其中填画一件彩色的实物,寄了去如果中选有奖。我得了好几次奖,大概我是属于“小时了了”那一类型。上房后炕的炕案上有一箱装订成册的《吴友如画宝》,虽然说明文字未必能看得懂,画中大意往往能体会到一大部分,帮助我了解社会人生不浅。性的知识,我便是在八九岁时从吴友如几期画报中领悟到的。

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大概。

我在小学

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开始描红模子,念字号儿。所谓“红模子”就是红色的单张字帖,小孩子用毛笔蘸墨把红字涂黑即可。帖上的字不外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以及“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之类。描红模子很容易描成墨猪,要练得一笔下去就横平竖直才算得功夫。

所谓“字号儿”就是小方纸片,我父亲在每张纸片上写一个字,每天要我认几个字,逐日复习。后来书局印售成盒“看图识字”,一面是字,一面是画,就更有趣了,我们弟兄姊妹一大群,围坐在一张炕上的矮桌周边写字认字,有说有笑。有一次我一拱腿,把炕桌翻到地上去。母亲经常坐在炕沿上,一面做活计,一面看着我们,身边少不了一把炕苕帚,那苕帚若是倒握着在小小的脑袋上敲一记是很痛的。在那时体罚是最简截了当的教学法。

不久,我们住的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开了一个学堂,离我家只有四五个门。校门横楣有砖刻的五个福字,故称之为五福门。后院有一棵合欢树,俗称马缨花,落花满地,孩子们抢着拾起来玩,每天早晨谁先到校谁就可以捡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习惯,所以我总是拾得最多。有一天我一觉醒来,窗棂上有一格已经有了阳光,急得直哭,母亲匆忙给我梳小辫,打发我上学,不大工夫我就回转了,学堂尚未开门。在这学堂我学得了什么已不记得,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一色的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地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

在这个学堂里浑浑噩噩地过了一阵。不知怎么,这学校关门大吉。于是家里请了一位教师,贾文斌先生,字宪章,密云县人,口音有一点怯,是一名拔贡。我的二姐、大哥和我三个人在西院书房受教于这位老师。所用课本已经是新编的国文教科书,从“人、手、足、刀、尺”起,到“一人二手,开门见山”,以至于“司马光幼时……”《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段就没有经历过。贾老师的教学法是传统的“念背打”

三部曲,但是第三部“打”从未实行过。不过有一次我们惹得他生了大气,那是我背书时背不出来,二姐偷偷举起书本给我看,老师本来是背对着我们的,陡然回头撞见,气得满面通红,但是没有动用桌上放着的精工雕刻的一把戒尺。还有一次也是二姐惹出来的,书房有一座大钟,每天下午钟鸣四下就放学,我们时常暗自把时针向前拨快十来分钟。老师渐渐觉得座钟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阳光照在窗纸上的阴影用朱笔画一道线,阴影没移到线上是不放学的。日久季节变换,阴影的位置也跟着移动,朱笔线也就一条条地加多。二姐想到了一个方法,趁老师不在屋里替他加上一条线,果然我们提早放学了,试行几次之后又被老师发现,我们都受了一顿训斥。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和大哥进了大鹁鸽市的陶氏学堂。陶是陶端方,在当时是满清政府里的一位比较有知识的人,对于金石颇有研究,而且收藏甚富,历任要职,声势煊赫,还知道开办洋学堂,很难为他了。学堂之设主要的是为教育他的家族子弟,因为他家人口众多,不过也附带着招收外面的学生,收费甚昂,故有贵族学堂之称。父亲要我们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学费负担投入当时公认最好的学校,事实上却大失所望。所谓新式的洋学堂,只是徒有其表。我在这学堂读了一年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是让我认识了一些丑恶腐败的现象。

陶氏学堂是私立贵族学堂,陶氏子弟自成特殊阶级原无足异。但是有些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陶氏子弟上课时随身携带老妈子,听讲之间可以唤老妈子外出买来一壶酸梅汤送到桌下慢慢饮用。听先生讲书,随时可以写个纸条,搓成一个纸团,丢到老师讲台上去,代替口头发问,老师不以为忤。陶氏子弟个个恣肆骄纵,横冲直撞,记得其中有一位名陶栻者,尤其飞扬跋扈。他们在课堂内外,成群地呼啸出入,动辄动手打人,大家为之侧目。

国文老师是一位南方人,已不记得他的姓名,教我们读《诗经》。他根据他的祖传秘方,教我们读,教我们背诵,就是不讲解,当然即使讲解也不是儿童所能领略的。他领头扯着嗓子喊“击鼓其镗”,我们全班跟着喊“击鼓其镗”,然后我们一句句地循声朗诵“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他老先生喉咙哑了,便唤一位班长之类的学生代他吼叫。一首诗朗诵过几十遍,深深地记入在我们的脑子里,迄今有些首诗我仍记得清清楚楚。脑子里记若干首诗当然是好事,但是付了多大的代价!一部分童时宝贵的光阴是这样耗去的!

有趣的是体操一课。所谓体操,就是兵操。夏季制服是白帆布制的,草帽,白线袜,黑皂鞋。裤腿旁边各有一条红带,衣服上有黄铜纽扣。辫子则需盘起来扣在草帽底下。我的父母瞒着祖父母给我们做了制服,因为祖父母的见解是属于更老一代的,他们无法理解在家里没有丧事的时候孩子们可以穿白衣白裤。因此我们受到严重的警告,穿好操衣之后要罩上一件竹布大褂,白色裤脚管要高高地卷起来,才可以从屋里走到院里,下学回家时依然要偷偷摸摸溜到屋里赶快换装。在民元以前我平时没有穿过白布衣裤。

武昌起义,鼙鼓之声动地而来,随后端方遇害,陶氏学堂当然立即瓦解,陶氏子弟之在课堂内喝酸梅汤的那几位以后也不知下落如何了。这时节,祖父母相继逝世,父亲做了一件大事,全家剪小辫子。在剪辫子那一天,父亲对我们讲了一大套话,平素看的《大义觉迷录》、《扬州十日记》供给他不少愤慨的资料,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但是在发动并快剪之际,我们的二舅爹爹还忍不住泫然流涕。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项城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

公立第三小学在东城根新鲜胡同,是当时办理比较良好的学校,离我家又近,所以父亲决定要我和大哥投入该校。校长赫杏村先生,旗人,精明强干,声若洪钟。我和大哥都编入高小一年级,主任教师是周士棻先生,号香如,山西人,年纪不大,约三十几岁,但是蓄了小胡子,道貌岸然。周先生是我真正的启蒙业师。他教我们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他的教学方法非常认真负责。在史地方面于课本之外另编补充教材,每次上课之前密密杂杂地写满了两块大黑板,要我们抄写,月终呈缴核阅。例如历史一科,鸿门之宴、垓下之围、淝水之战、安史之乱、黄袍加身、明末三案,诸如此类的史料都有比较详细的补充。材料很平常,可是他肯费心讲授,而且不占用上课时间去写黑板。对于习字一项,他特别注意。他用黑板槽里积存的粉笔屑,和水作泥,用笔蘸着写字在黑板上作为示范,灰泥干了之后显得特别地黑白分明,而且粗细停匀,笔意毕现,周老师的字属于柳公权一派,瘦劲方正。他要我们写得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同时他也没有忽略行草的书法,我们每人都备有一本草书千字文拓本,与楷书对照。我从此学得初步的草书写法,其中一部分终身未曾忘。大字之外还要写“白折子”,折子里面夹上一张乌丝格,作为练习小楷之用。他知道我们小学毕业之后能升学的不多,所以在此三年之内基础必须打好,而习字是基本技能之一。

周老师也还负起训育的责任,那时候训育叫作修身。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子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远不敢不保持整洁。老师本人即是一个榜样。他布衣布履,纤尘不染,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迈大步昂首前进,几乎两步一丈。

讲起话来和颜悦色,但是永无戏言。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我父亲很敬重周老师的为人,在我们毕业之后特别请他到家里为我的弟弟妹妹补课多年,后来还请他租用我们的邻院作为我们的邻居。我的弟弟妹妹都受业于周老师,至少我们写的字都像是周老师的笔法。

小学有英文一课,事实上我未进小学之前就已开始从父亲学习英文了。我父亲是同文馆第一期学生,所以懂些英文,庚子年乱起辍学的。小学的英文老师是王德先生,字仰臣。我们用的课本是《华英初阶》,教授的方法是由拼音开始,ba,be,bi,bo,bu,然后就是死背字句,记得第三课就有一句Ishe of us ?“彼乃我辈中人否?”这一句我背得滚瓜烂熟。老师一提Is he of us ?我马上就回答出:“彼乃我辈中人否?”老师大为惊异,其实我在家里早已学过了。这样教学的方法使初学英文的人费时很多,但未养成初步的语言习惯,实在是精力的浪费。后来老师换了一位程朴洵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有时穿着半身西装,英语发音也比较流利正确一些。我因为预先学过一些英文,所以在班上特感轻松,老师也特别嘉勉。临毕业时程老师送我一本原版的马考莱《英国史》,这本书当时还不能看懂,后来却也变成对我有用的一本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