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推动文化进步、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世世代代的"读书热"。历朝历代从上到下都劝学向善。宋真宗赵恒亲自动手写了尽人皆知的《劝学歌》："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从，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神童诗》中也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自少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些劝学诗，固然利禄当头，但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读书学习。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交通闭塞、幅员辽阔的大国，要想推动文化教育该有多么困难。但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无论通衢大邑，还是穷乡僻壤，凡有人烟处，做父母的总是千方百计地让孩子读书。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不也是科举催生推动的吗?几千年来中国人从小就学习，背诵道德文章、诗词歌赋，练习书法。盛唐时曾出现过"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的世代延续、潜移默化，提高了中国人的理解能力、欣赏能力；养成了中国人宽容、高雅、平和、自尊、幽默、睿智的民族性格，不能说与科举制度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