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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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社会随笔(8)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佛洛伊特(S.Freud,1856-1939)通译弗罗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Censors,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上海《文学杂志》第1号。

内外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绝对不能言抗日”,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心死的应该出洋,指张学良。),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

《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言论自由的界限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新月社,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一九二九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等问题的文章,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曾遭扣留。)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语见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四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现在,这萧就要到中国来,但特地搜寻着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没有。

十六日的午后,内山完造君将改造社的电报给我看,说是去见一见萧怎么样。我就决定说,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十七日的早晨,萧该已在上海登陆了,但谁也不知道他躲着的处所。这样地过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会看见似的。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蔡先生,即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之一。)的信,说萧现就在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教我赶紧去。

我就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萧就坐在圆桌的上首,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因为早就在什么地方见过照相,听说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但是,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为肖像画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简单。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

萧吃得并不多,但也许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吃了一通了也难说。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的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

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

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两点光景,笔会(Pen Club)有欢迎。也趁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原来是在叫作“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色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也演说了几句: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艺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约又以为这是讽刺。

也还有一点梅兰芳博士和别的名人的问答,但在这里,略之。

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的接受了。据张若谷君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则萧还问了几句话,张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萧不听见云。但是,我实在也没有听见。

有人问他菜食主义的理由。这时很有了几个来照照相的人,我想,我这烟卷的烟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还有面会新闻记者的约束,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

在后园的草地上,以萧为中心,记者们排成半圆阵,替代着世界的周游,开了记者的嘴脸展览会。萧又遇到了各色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似乎并不想多话。但不说,记者们是决不干休的,于是终于说起来了,说得一多,这回是记者那面的笔记的分量,就渐渐的减少了下去。

我想,萧并不是真的讽刺家,因为他就会说得那么多。

试验是大约四点半钟完结的。萧好像已经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内山书店里去了。

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例如,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

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但是,在新闻上的对于萧的评论,大体是坏的。人们是各各去听自己所喜欢的,有益的讽刺去的,而同时也给听了自己所讨厌的,有损的讽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讽刺来讽刺道,萧不过是一个讽刺家而已。

在讽刺竞赛这一点上,我以为还是萧这一面伟大。

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不料木村君却要我写一篇萧的印象记。别人做的印象记,我是常看的,写得仿佛一见便窥见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实在佩服其观察之锐敏。至于自己,却连相书也没有翻阅过,所以即使遇见了名人罢,倘要我滔滔的来说印象,可就穷矣了。

但是,因为是特地从东京到上海来要我写的,我就只得寄一点这样的东西,算是一个对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许霞译自《改造》四月特辑,更由作者校定。)本篇原文为日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号《改造》(日本改造社杂志),译成中文后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现代》第3卷第1期。

文章与题目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