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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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社会随笔(1)

随感录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新青年》第6卷第2号,署名俟。

名字

我看了几年杂志和报章,渐渐的造成一种古怪的积习了。

这是什么呢?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对于这署名,并非积极的专寻大人先生,而却在消极的这一方面。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

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

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

四,自号为“愤世生”“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

如是等等,不遑枚举,而临时发生,现在想不起的还很多。

有时也自己想:这实在太,太刚愎自用了;倘给别人知道,一定要摇头的。

然而今天看见宋人俞成先生的《萤雪丛说》里的一段话,却连我也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将他抄出在下面: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贵四字为名,不以愢贤为名,则以望回为名,不以次韩为名,则以齐愈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或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抑之义也;如司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尝择称呼之美哉?!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体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若夫雁塔之题,当先正名,垂于不朽!

看这意思,似乎人们不自称猪狗,俞先生便很不高兴似的。我于以叹古人之高深为不可测,而我因之尚不失为中庸也,便发生了写出这一篇的勇气来。

五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

《晨报副刊》“杂感”栏,署名风声。

咬文嚼字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 姓郭;Wilde 姓王;D’Annunzio 姓段,一姓唐;Holz 姓何;Gorky 姓高;Galsworthy 也姓高,(Gogol,果戈理(H.B.Гoгoл,1809-1852),曾有人译为郭歌里,俄国作家,Wilde,王尔德(1856-1900),英国作家。D’An-nunzio,邓南遮(1863-1938),曾有人译为唐南遮,意大利作家。Holz,何尔兹(1863-1929),德国作家。Gorky,高尔基(M.Гopкий,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Galsworthy,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吾家rky”,即吾家尔基。旧时常称同宗的人为“吾家某某”,有些人为了攀附名人,抬高自己,连同姓的也都称“吾家某某”。这里是对当时某些文人把“高尔基”误为姓高名尔基的讽刺。)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原质,元素的旧称。)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鏭,鎴,锡,错,矽(鏭,鎴,锡,错,矽,化学元素的旧译名。其中除锡外,其他四种的今译名顺序为铯、锶、铈、硅。),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账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黄金万两”,拼成的怪字,其形如“蓦”。)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月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战士和苍蝇

Schopenhauer(Schopenhauer,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4号。

夏三虫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鸇,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鸇虎狼间去?或者,鹰鸇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臜,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四月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

《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16号。

春末闲谈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E君,爱罗先珂,俄国作家。),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语见《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特别国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Goodnow)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进研究室主义,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稍后又提出学者“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口号。),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语出《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尼古拉二世(1868-1918),帝俄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次年七月十七日被处死。)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