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怀着顶礼膜拜的心情去孔子墓的。沿着两旁高大苍桧翠柏的神道，来到孔子墓前，已近正午。
孔子墓坟径约三十米，墓高约五米，墓前有巨形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有史料记载：“孔子长逝，弟子封而不垅。”那时的孔子墓是：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没有树碑，更没有其他建筑，弟子们只在墓前用砖砌了个“方六尺，与地平”的祠坛，占地很小。一抔黄土，青草萋萋，布衣孔丘先生便与平民一样，长眠于这泗水之畔的墓冢里。说来惭愧：小时候，虽说散碎地接受过“求知、做人”等孔孟之道的教育，真正对孔子有所了解的，应是三十年前那场“批林批孔”运动，那时才知道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排行老二，春秋鲁国曲阜人氏，祖籍宋国。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赍志以终，时年虚岁七十有三。有关孔子其他方面的资料，也只是从当时的宣传材料上批判地了解，至于他是否“遗臭万年”、“体无完肤”，这些我并没有过多的关心。
历史真是曲折的发展，时过境迁，孔子又还其了原来的面目。今天所见的孔子墓，除了比一般百姓的墓冢稍大外，并无其他特殊，一样地长满了青草。但这里埋葬着一个曲折的人生故事，流淌着一种昔日中华民族的思想与精神，站在孔子墓前人不禁产生着无尽的遐想：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十分简短的两句话把我带到了两千五百多年前：“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三岁左右，父亲叔梁纥病逝，母亲颜氏带着他迁到鲁国国都曲阜城的阙里，从此开始了他“贫且贱”的早年生活。大约十六七岁时，母亲颜氏撒手人寰，少年孔子孤身一人面对社会，开始了奋斗生涯。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让人彷徨、让人不安、让人奋进的时代，更是一个礼崩乐坏、新旧交替的时代。战争与动荡是那个时代的两大主题。昔日神圣的周王室失去了它固有的光环，旧体制、旧制度走到了它们的末路，社会中的每一种势力，各诸侯国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有的沉沦，有的上升，有的不甘沉沦，正奋力攀援。孔子不甘“贫且贱”的现状，奋力拼争，力图跻身贵族行列。“十五而志于学”，好学与求知欲都远过于常人。三十而立之后，孔子的名声、影响力超越鲁国，成为当时诸侯国公认的一位知识渊博、富有修养的达人，学有所成，声名远播。孔子最关心的还是步入仕途，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鲁国国内政治动荡，孔子无所适从，难以酬志。
孔子虽然朝思暮想跻身政治舞台，但他又有着强烈的政治信念：就是挽救当时礼崩乐坏的混乱，恢复周王朝君臣父子的等级礼纲。“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信念。进入知天命之年后，孔子的政治生涯出现了新的契机，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出任中都宰，中都是一个小县，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史称孔子治县一年“四方皆则之”。接着，出任小司空，很快又被提升为大司寇，大司寇职掌司法刑狱属于上卿。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鲁国政务上，雄心勃勃地准备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一心要“克己复礼”。季恒子对孔子逐渐倚重，任大司寇不久便以大司寇一职“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记道：“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面有喜色。”当然孔子没有陶醉于这种喜事之中，开始实施“堕三都”，堕三都的计划功亏一篑。孔子见势如此，于鲁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7年）的春天，带着弟子们匆匆离开了鲁国，时年孔子五十五岁。孔子带着数十名弟子逶迤西南而去，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周游列国、颠沛游离、忍辱负重、惶惶若丧家之犬、进行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义举。
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卫国，接着曹国、宋国、郑国、陈国，后又返回卫国，都徒劳而归。又移居蔡国，在这一带流连数年之久，不仅未找到能重用自己的国君，而且自身境况越来越糟糕。命运对于一位胸有济世大志而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实在残酷。孔子在感伤之余，“假如谁能用我，一年可以行其政教，三年可以大有成效。”这是一种自我宣传还是自我推销？抑或是一种无奈，一声呐喊？天知道。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吴国伐陈，楚国出兵救助，楚国国君得知孔子在陈蔡之间，便派人请孔子去楚国。孔子要率弟子南行，陈蔡两国的执政大夫们派人把孔子一行围困在荒野之中让他们无法成行，楚昭王派兵才把孔子一行解救于危难。孔子一行在楚国仍是不得志，这时的孔子六十有三，仍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大约在这一年末，卫国传来对孔子的邀请，这样，孔子率众踏上旅途。到达卫国后，《孟子·万章下》概括“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公养之仕”则指仅仅领有一份俸禄，再无其他。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的春天，由学生冉有力荐，鲁国派人携厚礼去卫国迎回孔子。孔子自公元前497年离鲁，至今已整整十三年，春去秋来，弟子们来了去，走了来，学成归去者，已仕鲁、仕卫、仕于他国，官高位者不乏其人，而孔子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列国之间，备尝冷落、奚落，更饱受失落，甚至动了要去九夷，去海外的念头，《论语·公冶长》曾记下了孔子的这样一段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数十年的追求所换回的无奈与失落，政治上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法完成自己的抱负，他又把全部精力放到整理典籍，教导弟子的事业上。他整理诗、书、礼、乐，整理《春秋》，并用之于教学，直至垂暮之年，一直陷于痛苦之中，无法自拔。
孔子的一生是很寂寞的，尽管如此，他没有去求富贵。孔子的时代，中国的人口不足千万，但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个国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他是个军事专家，几乎就要举起膀子来高呼：“老师，我们干了！”只要他义旗一举，很有可能“天下归焉”。但孔子没有这样做，他看到：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德性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也要从事教育，不怕寂寞，不怕凄凉。
孔子的学问是在他死后约六百年，汉武帝时，才兴起来的。那时董仲舒弘扬孔学，这六百年也是非常寂寞的。汉武帝之后，孔子学说逐渐达到“独尊”地位，人们对孔子倍加尊崇，因而孔氏墓地便日益为统治者所重视。孔林，自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孔林重修增修十三次，增植树林十次，扩充林地三次，整个孔林现有殿亭门坊数十间，碑碣三千余块，奇异树木无数，林垣墙7.25公里，墙高三米多，厚约五米，总面积三千余亩。是我国规模最大，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氏族墓地。两千多年来葬埋从未间断。郭沫若游孔林时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1961年，国务院将它作为古墓葬群，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汉高祖刘邦从故乡沛县回京师路过曲阜，祭孔以后，先后有11位皇帝18次莅临曲阜祭孔，大臣致祭就不计其数。
北方，大地无边无际，仿佛没有尽头似的，“大地如盘兮天为盖”，给人以壮阔、坚实，绝对不可动摇的感觉，在那深厚的沃土上，产生了孔子这样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他以缜密的思维，严肃的态度，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研究治国的方略、做人的规范，论述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影响力千百年而不衰，他的思想特别融通于社会实现，对其他世界，宇宙之外的事则不大关注甚至着意回避，北方的哲人永远站在现实的大地上。受孔子的影响，北方的诗人和歌手也只活跃在现实社会里，《诗经》里，不管是河边少女的嬉游，军营士兵的歌唱，还是古老的传说，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人的关系，三百篇里没有神的位置，儒学是北源黄河文明的代表。
我站在这里想起了我们的南国楚天：峡水春江、奔腾澎湃。即使同样是平原却比北方富于变化，春汎之际，洪汛暴涨，水泊纵横，烟波浩渺。辽阔苍茫的群山，汪洋瀚淼的江湖，特别使人富于幻想和深思，这种层叠不同的自然环境，滋哺了古代的楚国文化。楚国哲人有一批杰出的代表：老子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着的，包括天地都有发生发展死亡的过程，这种东西他名之曰“道”。“道之为物”“视而不见”“听而无闻”无法感知，但客观存在。由道产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又最终归其本原。这些思想不仅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而且触摸着物质不灭的真理。这种深邃的思维，在孔子、孟子那里是不可思议的。《庄子·天下篇》载：“问天地所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那是在猜测宇宙的奥秘。屈原的《天问》，对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未来往古，鬼怪神灵，提出了如此多的问题，问及宇宙寥廓之外，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探求欲望。南方哲人的思维永远神驰于大地之外，想入远古之初，楚国是南源长江文明的中心。
楚国自楚武王即位称王（公元前740年），要比鲁国立国早两百年。《春秋》记载：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成就最为伟大的莫过于楚国，东取越浙江以西地，使江东沃野成为楚有。楚国的昌盛也是鲁国不可比的。楚国的富有如《战国策·楚策》载：“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这里除了楚国八百年的经营外，更主要的还是楚国文化的积淀和影响。
一个王朝的兴衰、灭亡与更替，必须有其文化的影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秦统一了中国，秦国是战国后期才成为楚国劲敌的。秦灭楚的经历，历史书写没有多少资料，凭借楚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我想秦王肯定不是势如破竹，秦始皇的战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苦战一年多，才打败楚军，比“淮海战役”历时长、规模大，楚国之亡一定是非常悲壮的。秦欢庆统一的战鼓还未停歇，轰轰的丧钟已响起。秦王朝的统一时间不过十余年，应该说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仍是楚国人。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国人；以拔山盖世的气势粉碎秦军主力的项羽也是楚国人。不管是项羽的胜利进军，还是刘邦的迅速统一，都与文化的影响不可分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
古代由于历代帝王的推崇，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而对南楚文化有所忽视，北方现实主义可以产生《诗经》这样的文学，南方的浪漫主义可以产生《楚辞》这样的艺术，就如黄河、长江贯流神州大地一样，中华民族的文明也有南北两源，江河东注，南北合流，共同汇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海，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
太阳西斜，时光向晚，孔子墓上的阳光被高大的桧、柏浓荫所遮，无边的遐想，使我充满暖意，深感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