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于19日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最后关头”问题。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这反映了蒋介石尚未放弃对日妥协的思想；但他还说：这种忍耐，是“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以互惠平等为原则”，“否则即当听命于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又对“最后关头”做了解释：“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假如有人真要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
国民党、蒋介石在处理对日关系态度上虽然有了新变化，但由于蒋介石仍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于是出现了政策上的二重性。一方面，从1935年起，数次派人设法与共产党人接触，传达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信息，并于1936年2月派人进入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开始了秘密谈判；一方面又仍然企图收编红军，坚持“剿共”，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表明其消灭共产堂的宗旨不变，而策略上有所改变。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出兵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致力于粤桂，对西北“剿共”一事无暇顾及。10月间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立即去洛阳部署围攻陕北红军。11月间又发生了伪蒙军在日本支持下入侵绥远的战事，对红军的进攻再度推迟。
绥远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2月4日飞抵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张、杨在多次进谏无效、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后，于12月12日扣留了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10余人，发动了西安事变。共产党从抗日全局出发，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去西安进行调解和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众所周知，就是因蒋介石坚持“剿共”、不抗日。这里不妨再简要回顾一下之前事变的情况：
1936年10月31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为蒋祝寿，蒋介石发表了《五十生日感言》。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皆致电庆贺，全国各地政界军界要员纷纷前来祝寿。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说服蒋介石抗战。但是蒋介石剿共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二人的劝告。
张学良在洛阳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后，心情沮丧。回到西安后，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和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解决的办法。最后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带领大批高级将领从洛阳乘专车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下榻于五间厅。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新的“剿共”计划。他把东北军、17路军师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请到华清池谈话、吃饭、照相，要他们服从命令，进攻红军。
12月7日，张学良请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公馆，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学良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就先礼后兵，那时我们也对得起他。当天晚上，张学良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对蒋介石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现在日寇由占领东北进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丧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
张学良3个多小时的慷慨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去走一趟，看看情况。”上午11时，杨虎城去华清池向蒋进谏：“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
蒋介石又谈了一通剿共为先的论调，杨虎城看蒋态度顽固，再谈下去，恐成僵局，就告退回西安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立即赶到张公馆，与张学良商量对策，二人认为：劝谏、哭谏均已失败，应立即采取行动，不能再失去时机，不能失去人心。他们决定兵谏。
这就是为什么张、杨要捉蒋、逼其抗日之前的基本细节。
五、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仍坚持说还没到“最后关头”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扩大。
卢沟桥的枪声激怒了全中国人民，全国上下群情激愤。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进行全面抗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
事变一爆发，北平地下党立即组织成立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29军。8日下午，北平民众救亡团体冒着危险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勇士。北平各校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准备赴前线效力，北平工农群众也踊跃援助前线。全国各地派出大批慰劳团体，赴卢沟桥慰问抗日官兵，冀察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支持抗战的电报和信件。海外华侨也迅速组织抗战团体，或捐助物资，或回国参战。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抵抗，迅速演变成一场全民族的抗战。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还未到“最后关头”，日军尚未攻占平津，和平妥协尚存一线希望。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第一次明确公开了“最后关头”的界限，意在引起日方的注意。蒋说：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还表示：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最后关头”，蒋介石说了半天，似乎还是模棱两可。
正因为这样，7月19日，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方刚刚签署了协议细则，有恃无恐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21日又开始大举炮轰宛平城了。只是由于吉星文率所部顽强抵抗，才使宛平县城没有马上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宋哲元的和平梦想被日军的炮弹炸得支离破碎。
7月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未得答复，恼羞成怒的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袭击。当天傍晚，日军一部乘30余辆载重卡车，强行闯入广安门，另一部则在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29军在廊坊的驻地。27日凌晨，日军更进一步进攻通县，一直与蒋有矛盾对日本心存幻想的宋哲元，这时也绝了妥协的念头。
7月27日，一封加急电报从北平发往南京。宋哲元向蒋介石报告称：“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事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形势，通县于今晨3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与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
这一天，蒋介石也终于彻底摒弃了“缓战”、“避战”之想，他明确指示宋哲元务必固守北平、宛平各城，同时调集大量中央军北上支援。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从此“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此时，29军将士在宋哲元的指挥下，已经开始了全面的抵抗。据南京派驻北平的代表报告称：“和平已绝。宋及29军将领已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皆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指何应钦）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北来。”遗憾的是，仓促之间，哪里能调集大量的战斗机北上，况且，北方的机场年久失修，即使有大批飞机北上，后勤也没有保障。
28日，北平大战开始。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
28日拂晓，北平城外南苑，约40余架日军飞机对29军司令部进行了轮番轰炸。在飞机配合下，日军约3000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守军阵地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不久，南苑失守，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多名高级军官壮烈殉国，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同时，西苑、北苑也在日军猛烈攻击之下。由于没有巩固的防御工事，且通讯设备被炸毁，中枢指挥失灵，战场一片混乱，29军的抵抗迅速被拥有优势火力的日军所击破。
当天午后，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第38师师长张自忠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退守保定，而以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在当地。宋哲元与秦德纯则于下午9时离平出发，前往保定。继之，第29军官兵也在夜半怀着悲愤的心情、默默地离开了古城北平。
消息传来，蒋介石心头腾起一股无可言状的悲哀。
对北平的沦陷，蒋介石似乎早有预感。他在北平失陷当天的日记中说：“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此时，在天津方面的中国守军更是陷入了重围。面对合围而来的优势日军，中国守军为避免全军覆没，先行发起了进攻，拼死一搏，谋做最后之抵抗。由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所率领的部队，于7月29日中午前，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一度夺回为日军所占据的飞机场及火车东站、西站，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之下，不得不于次日放弃了天津。
此役中，为了摧毁敌人的空中优势，部分守军携带汽油冲进东局子机场。天不悯人，他们的火柴被汗水浸湿，没能及时点火。在日军的反扑下，战士们用大刀和手榴弹与日寇展开了搏斗，最终全部殉国。
29军在北平、天津的战争中，伤亡官兵超过5000人。
平、津沦陷后，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新闻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
六、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败，首先是败在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
日军在侵占我北平、天津等后，按其既定侵略步伐，向上海发起了进攻。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月上海失守结束，历时3个月，日军参战达9个师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6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70余万人，伤亡25万多人。中国一线官兵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书写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但淞沪会战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内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翼侧安全。而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败。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是“持久消耗战”。陈诚在1946年10月撰写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曾阐明策定这一战略方针的主要理由。他说：“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化陆海空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这一战略指导方针，从战争全局看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的。但在如何达到这一战略要求的问题上，则有着不同的作战指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淞沪会战采取的是专守防御，实质上是消极防御。蒋介石就曾说过：“在湘北战争（指第一次长沙会议）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御，陷于被动”。战略与战役指导上的单纯防御，导致“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并对以后战局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
（1）死守阵地，硬拼消耗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统帅部将战略上的持久寄托于战役上的持久，将消耗敌人建立在消耗自己的基础上，因而把阵地防御看作是抗战的基本作战形式。早在战前，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及尔后对日作战的战法时就认为“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和“固守不退”是“救国的要诀”。抗战开始后更是一再强调。如1937年8月8日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中说：“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定可取得最后胜利。”8月18日，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中说：“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惟一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