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黄、麻、蕲之东山山砦，入国初屡劳王师，盖亦有同情者。吾发箧陈书，而知康熙十三年东山一役，犹是明季蕲、黄四十八砦之遗，不尽关吴三桂滇、黔之声应；特自李有实纳款后，积十九年观望事机，藉滇、粤、闽各藩之变而图一逞耳……其时，武昌知府于成龙招抚，详言东山一带旧日招抚遗民为县役，以伪札恫喝，并讹传札内姓名及远出归家、形迹疑似之人，因之人人有莫保之势。官又滥刑取供，刘启祯乃乘之而起……厥后成龙卒，孝感相国熊赐履为志铭，称黄郡蕲、麻数邑多崇山峻岭，历来盗贼盘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镇之……而朝珍、成龙所言情词隐约，巧为轻比；特不欲以明遗正义，大其事而高其名耳。大抵官府吏牍避重就轻，往往如是。故于启祯之名讳而不言，但称君孚以入吏牍；纪载因之。是则当时以故明名号为帜志，凿然无疑。而况启祯者，字君孚，兼用天启、崇祯年号，示不忘故君；其字亦以示崇信故君也……他县明遗民谓启祯背约，不应为官招抚；相与图刺，未成。初，启祯之主明遗相号召也，凡不慊于十年抚局者皆归之，势甚盛。成龙欲假其力，而又患之。及金龙既禽，成龙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赏启祯；众皆不平，谓启祯匿金龙，何反被赏。成龙曰：“金龙之禽，实由君孚密计，君等不知耳。”其党以为然。又见启祯得百金不让，于是益疑启祯实卖金龙，其党遂稍稍散去。成龙又纵间以离其亲属。启祯计益穷，故于士荣之起，力持剿议，以其党均相仇也。久之，竟郁郁以死。
我们今天来看鲍世荣等人的起事，就会有更公允的看法。他们虽然乘吴三桂叛乱揭竿而起，甚至与吴三桂的部下有所勾搭，但他们是出于反清复明的目的，认为自己是奉明为正朔的大义之师。而于成龙作为清廷官员，他认为朝政已定，人们不应拘泥于满汉的名分而再起烽烟去反清复明，令百姓再遭战祸之苦，吴三桂朝三暮四的叛乱更是大逆不道。因而，他始终认为他平定东山是正义之举。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双方，我们不能妄评谁是谁非。笔者不同意《辞海》（1979年版）“于成龙”条的说法——“采取欺骗与武力相结合的手段镇压人民”。抚不等于欺骗，于成龙爱民之心天日可鉴，爱民之举，有口皆碑。
纵观于成龙在第一次、第二次平定东山之乱时所采取的政策和他在罗、合、歧时所采取的治盗措施，可见他确有独到之处，并不拘泥于陈规旧律，而是因时而异，因事而变。就剿匪平乱而言，他时宽时严，有时胁同者同罪，有时不仅胁从者概免，即使主犯都不究前非。于成龙的法治思想，在中国法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法治思想不仅受到韩非等人的深刻影响，而且带有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混合色彩，而理学色彩尤浓。由于历史性的偏见，他在法学史上的贡献一直不为专家和学者所正视，而常被划归刽子手一类。
于成龙法治之功的影响，并非局限于黄州一隅。三藩乱湖南、湖北之时，河南省的罗山县民揭竿而起。大兵进剿，采取赶尽杀绝、鸡犬不留的残酷政策。起义军走投无路，竟然隔省投奔于成龙，要求避难。于成龙深受感动，也深感棘手。他先将投奔人员安置于城内，给以食宿，同时请张朝珍向河南巡抚求情，要求将投奔人员一律赦罪，并保护投奔人员的田园家宅不受侵扰和吞没。张朝珍求情得准后，于成龙发给投奔人员路费，送回河南。
罗山投奔人员刚送回河南，安徽六安一带的农民又举行武装起义。六安一带连年灾荒，官府不仅不体恤，反而敲骨吸髓，以致民不聊生。恰好吴三桂散布伪札，煽惑起义，以此来挖清军的后墙，牵制清军的力量，于是烽烟四起，地方大乱。六安虽只是一州，但地处江西、湖广、河南三省之交界，因此清军视之甚重，准备会集三省的驻防官兵血腥镇压。
于成龙向张朝珍上禀，主张招抚在先，剿灭在后，并以虽隔省治但都是朝廷赤子为由，恳请让自己代命招抚。于成龙的请求被批准后，不避越俎代庖之嫌，郑重其事地写成《招抚六安州麻埠谕》，送到六安起义军手里，希图以一纸文书，代替百万大军。在文中他很体谅地说：“照得岁比不登，小民失业者，众困于衣食，往往相聚为非。原其初念，岂便甘心作贼？不过计穷无聊，希延旦夕耳。朝廷知尔民之苦，故投诚归命者，概从宽宥，分别奖赏，各省督抚久悉此情节。”接下来历诉自己单骑收复蒲圻和只身平定东山的经历，以及帮助河南罗山起义军脱难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打动起义军之心，他首先肯定起义军全是“朝廷赤子”，至于起乱，只是由于“势豪所迫”，或为“饥寒所驱”，或“疑信亡命之徒假造伪札所骗”。反复说明自己“如此苦口婆心，无非是欲得尔民生全”，起义军万万不可听信吴三桂而冒万死一生以试于虎口。一旦四省会师进剿，吴三桂远水不解近渴，况且吴三桂自己现已陷于江西、湖南的战火坑里脱不了身，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怎能保尔起乱之民！
最后于成龙劝谕六安百姓“或有难白之隐情，切肤之痛楚，以及饥寒科役、仇倾势挟种种苦情，不妨赴本府投诉，本府一面移令尔府官司善为安插，一面飞详本省抚宪转咨尔省抚宪，求其宽宥赈济，一如罗山等处事宜，决不食言。其有才力过人，志怀报效者，本府定保举。”
六安农民起义军接到于成龙的招安谕后纷纷投降，起义队伍被瓦解，六安平定，真是一纸胜千军。这决不是神话，而是史实。
一代廉吏：自古仁人皆义士，从来廉吏即忠臣
一奉清廉
自奉清廉，是于成龙一生恪守的信条。《清朝野史大观》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在任罗城令时，百姓们看他生活清苦，凑了些银两送给他，让他多一些买柴米油盐的费用。他说：“我一个人哪里用这么多钱！拿回去供奉你们的父母吧！”百姓代表说：“您如果不谋衣食，就自己买酒喝吧！”他见盛情难却，就留下了一壶酒钱，其余的还是退了回去。
有一天，他家里来人了，百姓们都很高兴，又凑了钱送来，非要他让人捎回老家去不可。他拒不接受。百姓们跪在地上哭着请他把钱留下，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最终还是没接受。后来，他被调到合州去做官，罗城百姓闻讯赶来，遮道痛哭，大喊：“老爷如今一去，我们没有依靠啦！”大家哭送了几百里后才陆续返回去。唯独一个盲人不肯回去，于成龙不解其意，盲人说：“我会算卦，料定大人身上所带的钱不够千里的花费。那时，凭我卖艺就可资助您继续前行。”果然不出盲人所料，上路未及千里，天连降大雨，钱粮全部耗尽。这时盲人摆起了卦摊。靠他的资助，于成龙才抵达合州任所。
歧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于成龙清廉的故事。
歧亭属于鱼米之乡，物产丰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杏花村里三宗宝，麻鸭、鹅黄（酒）、豆腐脑。”这三样都是于成龙平日喜欢的东西。
这里湖泊、水塘很多，因而人们喜欢养殖麻鸭。每每看到放鸭人赶着一群麻鸭经过，常有孩童扯着喉咙戏谑地高唱：“放鸭子的人，不走运，放的鸭子落了阵（落阵，麻城方言，即下沉）；放鸭子的人，莫着急，鸭子死了有肉吃……”
听惯歌谣的放鸭人也并不怎么生气，反正鸭子多，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活着产蛋，可用土方腌制为皮蛋、咸蛋；死了，也可用秘法腌制（腌制是比较讲究材料的，比如水要腊水，而且最好是无根水——腊月的雨雪），腌制的麻鸭可蒸可煮可炖，佐以酱料，是一道价廉物美的佳肴。
歧亭土地肥沃，人们喜欢在田头地角和荒山上种黄豆。村村都有豆腐坊，天天都有豆腐脑、豆腐香干、豆皮等豆制品卖。人们早上过早喜欢喝一碗豆腐脑儿，中午加点豆腐香干炒菜，闲暇时还要腌制一坛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
另外，杏花村盛产黄酒，这酒纯以糯米配以杏花村的“杏泉”酿成，上等的呈鹅黄色，称“鹅黄酒”，喝起来入口平和，韵味绵长，且醉不伤身。正因为杏花村的酒名声在外，才会有杜牧过歧亭时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苏轼曾在《歧亭五首》（其一）中欣然写道“洗盏酌鹅黄”，在《歧亭五首》（其四）中又赞道“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于是，来到歧亭的人无不想尝尝杏花村的美酒。
来到歧亭后，于成龙也爱上了这歧亭的三宗宝。可惜的是，囊中羞涩，竟不能饱享这平民百姓都不觉得稀罕的东西。
据光绪《麻城县志》记载，于成龙在罗城、合州苦寒之地时别无长物，来到歧亭后，他的长子廷冀来看望他，满以为在这鱼米之乡，父亲的生活条件会有所改善。可是，后来才见父亲生活仍然很清苦。
每天早晨，于成龙上街喝一碗豆腐脑儿过早，仆人每天买二斤豆腐供中午和晚上府中食用，平日是不沾荤腥的。因为拮据，“酒量颇宽”的于成龙由每夜一壶酒改为每夜以半壶为限，价值五厘。有一天，于成龙囊中羞涩，连五厘酒钱都没有了，府中也没有一滴存酒。他只好强自抑制喝酒的欲望，上床睡觉，想早点进入梦乡，摆脱酒瘾。谁知辗转反侧，一夜都睡不着。天明起床，自己也不觉好笑，就以《无酒》（《政书》卷8）为题，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自嘲：
一夜一壶酒，床头已乏钱。
强欲禁酤我，通宵竟不眠。
廷冀临别时，于成龙仅为他凑齐路费，再备点干粮让他带在路上充饥，没钱为他买点什么带回去。好在当时府中尚有一只招待客人的腌麻鸭，便切了一半为廷冀饯行，然后把剩下的一半给廷冀带到路上吃。
这些事对官场中人来说可算奇闻了。于是，有好事之徒编出了这样的歌谣：
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归饭半鸭；
半鸭于公过夜钱，五厘酒价何处拈？
歌谣在民间传唱开后，人们对于成龙更加敬服。这在《麻城县志》和《清人轶事》等史料中均有记载。
于成龙待己甚严，而待人则宽；处己甚吝，而济众偏奢。大饥之年更是如此。歧亭周某是世家子弟，忽值奇荒，饮断烟灭，老婆孩子啼饥不已。于成龙得知后用自己的俸银买稻两石送给周某，而他自己却以糠粥为食。所谓糠粥，就是将糠皮炒干重磨取粉，撒在稀饭中。不仅自己吃糠粥，跟随他的人吃糠粥，而且招待客人也是以糠粥为餐。有一友人拜望于成龙，于成龙就以糠粥招待之，友人罢箸不食。于成龙笑着说：“糠粥者，贫家之便餐，官吏之罕物，他日过尔家不设糠粥，吾罚尔赈济灾民。”
麻城名士鲁晟，素来敬仰于成龙的高风亮节，他听说于成龙天天以糠粥为食，便步行七十里，专门到歧亭二府来尝鲜。于成龙却以新客上门为由用白米饭招待他。鲁晟因为没有尝到糠粥怏怏而返，以未食糠粥为终生之遗憾。
于成龙吃糠粥的故事在黄州广为流传，时人有歌谣云：“要学于公清廉，先吃于公糠粥。”又有歌谣云：“要得清廉分数足，难学于公吃糠粥。”
当清官，不仅要廉洁，还要处事公正，不徇私情。光绪《麻城县志》从《从好录》（楚黄郡士民同编，载于《于清端全集·政书》）中录下了这样的轶事：
于成龙在作秀才时，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结社，中有一社友为人极豪爽，乐于助人。同社中十余人，惟独此人家境稍微富裕一些，社友们大多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他的家道也因而衰落下来。后来社友凡是出仕为官的，都会厚报此人。于成龙也得到过此人的多次资助，一直感念此人的厚德。一日，这位友人忽来歧亭相访。于成龙知其来意——为一件案子而替别人说情的。见了故交，于成龙尽管非常高兴，却只是不停地畅叙往事，感叹情谊，却让“此友欲关说（代人陈说，替人说好话）片言，卒不得”，然后，“公止倾囊约得数金相赠，以至署中饔飧绝粒。”难怪编者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夫以如是之交，如是之赠，而关说不得，则他可知矣！”
歧亭有个官宦人家，其家仆拔了别人田里的豆子，反过来还殴打别人。接到上诉后，于成龙令那家仆人来府受审，那仆人连同主人都来了。于成龙厉声斥责那仆人道：“拔豆事虽小，然大不法殆始于此！”命衙役杖责仆人，并要其赔偿别人的损失。这仆人的主人是世家子弟，其亲属也有几个是官场中人，与于成龙交情甚好，可于成龙全不顾及他们的面子。事过之后，于成龙与他们相聚时，仍若无其事地“称诗评酒如故”。
听说这些事后，张朝珍为之赠联云：“何处寻求包老，此间便是阎罗。”
康熙十六年（1677）湖广巡抚张朝珍和湖广总督以蕲州上接荆武，下临浔吴，南连大冶兴国，东邻宿松太湖，三次申报朝廷，要求复建江防道，并举荐于成龙任江防道观察。十月，复建江防道，于成龙任道台，管理长江一线防务，仍驻黄州。
于成龙在江防道守职八个月，功绩卓著，廉能之名朝野相闻。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擢升为福建按察史，跻身为朝廷大员。
于成龙赴闽之时，仅带一床破被卷，一件朝衣。为了节省路上的开支，他购买了数石胡萝卜，载到船上。划船的人说：“此乃贱物，多载何用？”于成龙笑着说：“吾沿途供馔也，载之且可以压船。”离任那天，麻城、蕲州、黄州各处的百姓闻讯纷纷沿岸相送，跟随到九江的百姓达几百人，哭声与滔滔江水相应。于成龙一个瘦巴巴的干骨老头，伫立船头，破浪于江中，见父老哭送不绝于岸，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在赴任的日日夜夜，于成龙以萝卜为食，直到吃完萝卜，才抵达闽界。
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巡抚吴兴祚等上疏康熙：“于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伸冤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捐增监狱口粮，遍济病囚医药。倡属被掠良民子女数百口，资给路费遣归。屏绝所属馈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住臬台未及一年，闽省吏风为之一变，功绩昭然，为闽省廉能第一。”
康熙素知于成龙廉能，疏入，于成龙得旨：“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异。”
是月，于成龙迁福建布政使，管理福建一省的财赋和人事。其时，福建征收的财粮基本都供应给驻扎在福建的清兵，他在布政司的紫薇堂上书写了一副对联，联云：
累千盈万，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
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这副对联，于成龙既用以自警，也用以警人。
于成龙生活十分清苦，但豪放达观，幽默诙谐。他在福建时，还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山到穷时，现许多峭壁层崖，欢富贵功名，何似林禽野兽；路逢狭处，经无数行云流水，任盘桓谈笑，休辜翠竹苍松。
当时在福建任职的满汉大臣以及出使福建的钦差，常常路过布政使衙门，或入于成龙的卧室，或绕署散步，无不见于成龙曲房阿阁，几案间只有一竹笥（竹箱），内放朝服，锅里泡着稀饭，还有数十捆文卷书册，此外再无他物。因此人们无不赞叹于成龙“富贵不淫”，朝野上下皆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于成龙上任布政使尚不足半年，又被康熙任命为直隶巡抚，时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