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部：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南部：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在东部：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北部：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张沛：《安康碑石》第297页）在中部：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不是孝感乡人的后裔！
其实，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民国《南溪县志》）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明初的麻城四乡
明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九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记载：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卷1《封域志·乡区》）所谓“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卷5）记载：“中，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头山、永泰河。”则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笔者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长期以来，对于孝感乡的存在，尽管四川移民的族谱中屡有提及，但在麻城本土，由于只有前引《麻城县志》中一条记载，似有孤证之嫌，因而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2007年4月，中华熊氏宗亲会在麻城召开。安徽省一位名叫熊连司的同志持一“麻邑四乡坛域图”的印模（见本书彩页二）参加会议，以此证明其家族源出麻城。此印是麻城古代丧葬风俗中道士唱醮时必用的一种印章，名“翻天印”，又称“冥合章”。印章清楚地标明了麻城四乡的名称和位置，然将“仙居乡”刻作“仙女乡”。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明初以来，“仙居乡”这一名称已基本稳定。那么，这枚印章的制作时间当至少在元末以前。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从上述印模上看，麻城四乡的位置约如“Ⅹ”字形。但印章所刻只是表明大致方位，并不可能、也没必要十分准确。因此，我们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弘治《黄州府志》记载撤销孝感乡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卷1）据此推测，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应为略微向左倾斜的“十”字形。孝感乡的位置应该在县南而偏西，仙居乡在县西而偏北。这样才能在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后，与《黄州府志》所记三乡位置相吻合。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县倒水河以东、叶河乡以南部分。这种划分，与麻城的地形特点是一致的，亭川、太平两乡为高山区，仙居乡为低山高丘区，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居山，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此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城北还有仙居坊（弘治《黄州府志》卷1）。
第二，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然在县西北，再往东是太平乡，则孝感乡只能在县西南。
第三，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到了寥寥几个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靠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四川简阳《刘氏宗谱》称：始祖“刘千二公，原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锁口河。明洪武二年己酉入蜀，居简州正教乡。”这个“锁口河”地名仍存，是麻城刘氏望族聚居地，就在青山以东不到十华里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能并入了黄安”（《中国移民史》第五卷156页）。曹先生用“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孝感乡的方位，必须在仙居乡以西。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明清两代的麻城区划中，有这样一种划分的迹象。而相反的证据，除前述“麻邑四乡坛域图”的“X”形乡界外，还有乾隆《麻城县志》的一幅三乡区划图，该图所绘乡界恰如一个“丫”字。“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各乡版土均与城区接壤。
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仙居乡面积就占了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向麻西北扩展，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四十二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
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八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主要人口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原额130里（实为137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1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约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十四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八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八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哪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像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
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已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133页）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第81页）事实正是如此，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