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商业界，风险投资这个名词，是在1999年底突然热起来的。这种由美国人发明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模式，在1994年前后就进入了中国，可是由于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不配套，一直未得到发展。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风险投资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也是仅有的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之一，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这家在美国属于中小型的投资公司早在1991年就在中国开展业务，1996年，IDG委派王树到深圳寻找项目，他整天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的科技园找项目，到了科技园，打开企业花名册，凡是公司名称里有‘科技’两字的，都去拜访。当时令他很尴尬的是，和企业家的见面往往要从风险投资的来历以及最基本的常识讲起。在两年多时间里，王树先后投资了中科健、金蝶等企业。
曾李青很快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王树。“我的湖南大学校友、创办了A8音乐的刘晓松找上门来，说有一家叫腾讯的公司，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注册人数疯长，已经有几百万用户了，但因为没有收费模式，没钱买服务器，公司快撑不下去了。”王树决定去看看。
曾李青知道，与IDG的谈判也许是拯救腾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写出了一份20页的商业计划书，洋洋洒洒，但是到了盈利预测这一段，怎么也写不明白，前后修改了六遍，还是语焉不详。他还承诺刘晓松，如果撮合成功，可以送他5%的腾讯股份。与王树约定见面那天，马化腾腰间盘凸出，正住院卧病在床，曾李青硬是将他从病床上拉起。
那是一次很戏剧性的见面。坐下来不久，王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如果我们IDG不给钱的话，腾讯可能马上死掉，给钱的话，前景也不明朗。”他一边翻着商业计划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马化腾：“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未来？”病怏怏的马化腾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曾李青在一旁脸色大变。很多年后，王树回忆说，正是马化腾的这个回答让他对马化腾另眼相看，“我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者，值得信赖和合作”。
腾讯项目被上报到IDG北京总部后，高级合伙人王功权带队南下考察，他回忆说：“我们一起飞到广东，坐在那里，就逼着马化腾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赚钱。那个时候，QQ大家都在用，可是用户在哪里不知道，用户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怎么收呢？我们几个人拷问了马化腾一个晚上，都过了凌晨，他只是在表示，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喜欢，不知道向谁收钱。”
最后促使IDG冒险投资腾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QQ的确是个受欢迎的好东西，尽管没有人知道它如何赚钱；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在1999年的3月，如日中天的美国在线斥资2．87亿美元买下了以色列的ICQ，作为ICQ在中国最成功的仿效者，OICQ也许真的值一些钱。
在IDG表示了投资意向的同时，曾李青又通过香港商人林建煌搭上了香港盈科，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创办的企业，当时正因数码港项目声名鹊起。盈科一直试图进入大陆市场，投资腾讯也许是可以试验的棋子之一。
在那份商业计划书上，马化腾和曾李青将腾讯估值为550万美元，愿意出让40%的股份，即募资220万美元。这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根据。
王树问马化腾：“腾讯凭什么值550万美元？”
马化腾答：“因为我们缺200万美元。”
王树一脸苦笑。
马化腾后来解释说：“我们是按未来一年需要的资金来估算的，购买服务器加上发工资，预估需要1000万元，这样倒算出公司估值为多少。我们不愿意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所以能让出的股份，最多是一半。曾李青写的是200万美元，我咬了咬牙，又加了20万美元，因为还要送一些股份给两个中间人。”
整个融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曾李青奔波于深圳、广州和香港三地，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说“IDG马上要签字了”。
“盈科比较犹豫，抱着可投可不投的姿态，相比之下，IDG还算积极。其实，他们都看不清楚，就互相壮胆，说一家投，另一家也跟投。在最后时刻，王树提出了对赌条款，在协议签订后，先投一半的资金，我们在一年内需达到一定的用户数量，否则另外一半的钱就不给了，而仍然占20%的股份。我们答应了。”曾李青说。
就在协议敲定的过程中，腾讯的账上已经弹尽粮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