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端阳从家里出来拐过两个弯，走过约一里多路，就到了老院子。老院子不是原来的老院子了。原来，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一则人多了住不下，二则人们手里有钱了，许多人便从老院子搬到老院子周围建了楼房。兴成的父亲世龙老汉，早在兴成结婚以前，就在老房子旁边自己的竹林地里给兴成盖了一幢新房。虽然盖的是平房，却是十分宽敞。端阳沿着小路朝兴成的新房走去，刚到屋边，却见兴成两口子说笑着从屋里出来了。兴成三十多岁，一张黄瓜脸，有些瘦长，一见端阳，便笑眯眯地问：“哦，端阳老弟，你这是到哪里去？”端阳听了，也笑着说道：“哎呀，你们还问我，我还要问你们呢？”说罢，目光就落到了李红脸上，开玩笑地问道：“嫂子今天生日，招不招呼客呀？”兴成和李红一听，方知是这样一回事，李红便道：“招呼什么客，一个散生，腊月三十天的磨子——早就推了的！怎么，忘了给你们说？”端阳又笑嘻嘻地说：“哦，我知道了，嫂子是怕我们肚子大，舍不得给我们吃！”李红道：“倒不是怕你们吃多了，是年年都招呼客，麻烦，不如安安静静耍一下。”
端阳听了这话，深以为然，便说：“说得也是，有个什么事，累的是主人！”说罢又对兴成问：“你们两口子这是打算到哪里去耍呀？”兴成道：“除了打麻将，还能有什么耍的？”端阳道：“打麻将也是耍呀？”兴成道：“这寒冬腊月，活儿也做完了，打麻将没意思，不打麻将更没有意思，只有打麻将才混得到日子呢！”说完，又对端阳道：“走嘛，和我们一起去打麻将。”
端阳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红了脸，回答兴成说：“你知道我连麻将牌都认不全，更别说去打了。”兴成便笑着说：“认不到不要紧，我教你！”说着便要拉端阳走。端阳躲避开了，道：“算了，我不学，你们去打吧！”兴成说：“年纪轻轻的麻将都不会打，知道的说你是好人，不知道的还说你和大家不合群！”端阳听了这话，更像是做错了事一般，脸更红了。李红看见，便对丈夫说：“人家不愿意打，你逼到牯牛下儿干什么？别个端阳老弟是有大志向的人！你看他栽的果树茂活活的，等不到两年就挂果了，这才是能干的人嘛，哪像你就知道打麻将。”端阳听了，忙说：“嫂子不能这样说，兴成哥才是不简单！文化虽然不高，却是他把农机具引到湾里，实现了湾里的农业机械化！”李红道：“那是哪年的事了！要说能干，还是端阳老弟。明年，我也打算去买些果树苗回来，老弟也来给我们当个老师，你答不答应？”端阳一听这话，便马上想起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事，想对兴成说说，却不好开口，于是便说：“只要嫂子和兴成哥看得起，当然没有问题！”话音刚落，就听得大院子里有人喊：“兴成，你们还不来，就等你们了！”端阳知是别人正等着兴成两口子去配搭子，便又马上说：“你们去吧！以后嫂子生日可一定要给我们吃了哟！”李红还没答话，便听到兴成说：“放心，我们又不是外人，以后有了什么事，肯定要先给你和大母说！”说着等不及似的，两口子匆匆走了。兴成和端阳都是一个祖上下来的，还没有出五服。过去贺世春在世时，和兴成的父辈贺世龙、贺世凤、贺世海几家人在年头岁节、红白喜事时，你来我往，都走得很亲。贺世春一死，李正秀又铁了心不改嫁，孤儿寡母要长期在这湾里生存下去，无论从精神上、劳力上都需寻个依靠。庄稼人本是十分重视宗族观念的，既然贺世龙三弟兄和贺世春还没出五服，自然算是亲房了，因而几家来往更勤，关系更亲。
闲话少叙，且说端阳见贺兴成两口子忙着打麻将去了，自己也转过身来顺原路返回。贺端阳的家在上湾的西头，需要穿过大院子。打从东头经过时，却突然看见贺贵戴着一副比啤酒瓶底还厚的眼镜，靠在自己门前，一边晒太阳一边拿着一张《文摘周报》看，脸几乎伏在了报纸上。那贺贵六十多岁，一头花白头发，满脸苦瓜皱褶，个子很高，却又干瘦，但精神倒还矍铄。说起此人，不但在贺家湾，就是在全乡的知名度和伍书记比起来也是不相上下。他是贺家湾出了名的牢骚大王、意见领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和贺家湾的大知识分子贺世普同年同月同日生，被人称为是“真老庚”。两人打小一起发蒙读书，成绩优异，过目能诵，十分了得。不幸的是土改时，贺家湾真正的大地主贺银庭突然从人间蒸发了。贺家湾因为没有地主可斗，那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和其他地方比起来便稍逊一筹。土改工作队和农会主席贺老踮不甘落后，便发动群众从贺家湾除贺银庭外的日子稍好的人里面选几个地主出来。贺贵的父亲贺茂富，因有几十亩薄地和一座油坊，便被工作队和农会荣幸地选上了。在斗争贺茂富时，又遭人诬陷被工作队拉出去枪毙了。当时，贺贵才念到小学三年级，贺茂富被工作队一镇压，自然就没有上学了。而“老庚”贺世普则继续上学，后来做了县中校长，成为贺家湾最著名的文化人。贺贵却穷愁潦倒一生。他曾讨过三个老婆，可第一个老婆跟他没过多久，便离婚了。第二个和他过了两年，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第三个老婆在二十多年前上吊自杀。这位妇女姓贾，娘家在小板桥，办丧事那天娘家一个姓的人都来了。虽说娘家姓不大，可也是好几十个人。当地风俗，从外面嫁过来的媳妇如果非正常死亡的话，其娘家家族的人便会来其夫家大吃大喝，摆出寻衅滋事的态势。虽然那老婆的死贺贵没有直接责任，但他觉得理屈，接待妻子娘家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但其娘家来的人还不满足，一天三顿都要贺贵买肉来吃。那时还是在大集体干活，物资匮乏，那贺贵哪能天天都去买肉来给老婆的娘家人吃？娘家人便砸东西。贺家湾人看不下去了，一声吆喝，将那伙人给赶了出去。三个老婆先后离开贺贵的原因，皆是因为贺贵不会过日子，不像一个正经的庄稼人。明明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却异想天开，成天戴着一副比啤酒瓶底还厚的近视眼镜，在家里搞研究、做学问，著书立说。据说他在大集体时期，就曾经写了四部巨著，这四部巨著的书名，分别叫作《天与地》《人与神》《日与月》《生与死》。四部书的手稿，整整装了一麻袋。他将书稿背到县文化馆，请文化馆的专家“斧正”。文化馆的专家翻开书稿看了两页，便道：“不得了，不得了！旷世名作，不得了！”说完又道：“以我等的能力，怎么能斧正如此大作？老先生还是寄给出版社的高人指点吧！”说毕，将书稿合上，完璧归赵。贺贵信以为真，背了麻袋乐颠颠地出了文化馆专家的门。文化馆专家等他走出了好长一截，方才盯着贺贵的背影道：“神经病！”便关了门。贺贵将书稿背到邮局，果真寄给了一家出版社，回家等着出版社的佳音。可一连几年，也没等到出版社只言片语，便灰了心，逢人便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又骂出版社聚的都是一帮蠢材，有眼无珠。骂归骂，贺贵却毫无办法。前两年，贺贵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华历代整人术》，听说这本书写成之后，贺贵吸取了前车之鉴，没把书寄给出版社，而是直接寄给了中南海，又认真地写了书信一封，道草民辛苦多年方成一家之言，万望领导人能于百忙之中，给草民之拙作阅示一二，草民万分感激云云。此为贺家湾人之传说，真假亦未可知，反正贺贵后来也从未对人提起过这事。两次著书立说失败，贺贵最近已不著书，而改为搞研究发明了。据说贺贵最近搞的一项研究，是准备发明一部GDP增长机。他说现在全民都在为GDP奋斗，不过那些招商引资，实在麻烦，还有就是太慢了，效果亦不明显。他这部机器一发明出来，根本就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招商引资，盖房子修铁路什么的，只要一开机器，那GDP就会成倍增长，美元黄金就会从机器里源源不断滚出来。不过这里面要解决两个技术难题，一个是从国家元首到普通民众，必须心诚，心诚则灵，在操作这部机器时，必须一门心思想到GDP，不能想到别的，否则就不灵，这有点像信神一样。另一个是从上到下，到时人人都是GDP增长机的操作手，所以，什么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都没有必要存在，因为一旦有这些称谓存在，人们难免走神，就会影响到GDP的增长。贺贵曾经把自己的伟大构想，给乡上伍书记汇报过。伍书记还没听完，便骂他是神经病。这让贺贵的热情备受打击。但他并不甘心，他正在写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据说有二十多万字，写好以后，拿到城里打印出来，还是打算寄给中南海。是否如此，没人敢肯定，因为贺贵也未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行。贺贵最后一个老婆，给他留下一女，目前在海南打工，且在海南和当地人结了婚，也不常回来，只偶尔给他寄三五百块钱回来。贺贵拿了女儿的钱，不正经花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上，却花在了订报纸和买闲书上。为著书立说，贺贵已是翻烂了好几本《新华字典》。他是村里唯一没有电视的人，所以贺贵从来不看电视。但他因为订得有《文摘周报》《参考消息》，对天下大事，却是比村里人谁都清楚。也从没有村民到他家里串过门，因为听说到了他家里，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因为没钱，他从没请过兴成和村里其他有农机具的人用机器给他耕过地，收过粮食，都是自己用锄去翻地种地，用人力去收割庄稼。他的庄稼始终种不过别人，收的粮食也仅够糊口。不仅如此，贺贵还特别愤世嫉俗，对历任村干部都不满，飞语不断，包括现任的贺春乾。今年大年初一，他到乡政府张贴贺春乾的大字报，被值班的乡政府工作人员赶了出来。为此，贺贵十分生气，转而气咻咻跑到县城，闯进县委办公室要拜访县委书记，反映村干部和乡干部的问题。又被县委书记手下一干人等把他轰了出来。贺贵见县委书记不成，心里又生了县委书记的气，回到家里，贺家湾有好事者故意对他问道：“贵叔，见到县委书记了？”贺贵生气道：“见到个鬼！”好事者道：“怎么没见着？”贺贵道：“县委书记很忙！”好事者道：“县委书记忙什么？”贺贵道：“忙着数钱！”说罢扬长而去。村民都知道贺贵行为怪异，疯疯癫癫，他说过的话，也没人和他计较，只在心里可怜他而已。
说也奇怪，满村的人都觉得贺贵是个不正常的人，唯独贺端阳对他却崇敬有加，不但不觉得他神经有毛病，反认为他是全湾最有智慧的人。只要一有时间，便喜欢去和贺贵聊天，说些在别人听来毫无用处的话。这时，端阳见贺贵一边在自己房前晒太阳，一边拿着一张报纸看，便走过去猛地喊了一声：“贵叔，看报纸呀！”贺贵听到喊声，急忙将头从报纸上挪开，那比啤酒瓶底还厚的镜片后面的眼睛闪了几闪，看清了是端阳，方才回道：“孺子无礼，既然知道我看的报纸，还多问什么？”端阳故意道：“我以为你看的不是报纸呢！”贺贵听了便盯了端阳问：“不是报纸，你说是什么？”端阳说：“是书！”贺贵大声道：“胡说！”
端阳听了，也不生气，在贺贵面前蹲了下来，想起昨晚电视里余副县长的讲话，不知这报纸上登没登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消息，于是便问：“贵叔，报纸上登了些啥，你看得那么专心？”贺贵道：“学习岂可三心二意？”端阳道：“贵叔说得对，我要像你学习！”说罢才又说：“贵叔把报纸给我看看上面登了些什么？”说着，也不等贺贵回答行与不行，就从他手里抢过报纸，看了正面又看背面，迅速把报纸上的标题浏览了一遍，见没有自己需要的内容，便把报纸还与贺贵，然后轻声对贺贵道：“贵叔，村委会又要换届选举了，你听说了没有？”
贺贵听了端阳的话，收了报纸，一边摇头一边连声说道：“不新鲜不新鲜，李杜文章万古长，而今已是不新鲜，不新鲜也！”端阳等他感慨完毕，才道：“贵叔，换届选举是村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怎么会不新鲜？”贺贵道：“孺子无知，鹦鹉学舌，一派陈词滥调！”端阳不服，分辩说道：“贵叔，怎么是陈词滥调？”贺贵道：“上面定官，百姓画圈，何新鲜之有？”端阳一听，觉得贺贵说得确有一点道理，便又说道：“这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了，可不会再像原来那样候选人由上面来定，老百姓只是画圈圈了！这回可真是实行民主，让村民民主来选了！”贺贵听后，将头摇得像是拨浪鼓似的，直道：“非也，非也！民主喊叫了这么多年，何曾有真正的民主？孺子切不可发迂腐之论！”
端阳听了这话，明白自己说不过贺贵，便住了声。可过了一刻，便又忍不住问道：“贵叔，我讨教你一个问题，假如有个人想竞选村委会主任，怎么才能顺利当选？”说完，便紧紧盯着贺贵。贺贵看了端阳一眼，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端阳道：“你老人家为人民服务嘛！”贺贵说：“屁话！如今领导都为人民币服务了，还有谁在为人民服务？”端阳央求道：“我说了，只有你老人家还在为人民服务！你是活雷锋，比雷锋还雷锋，你就告诉我吧！”贺贵道：“我告诉了你，你拿什么谢我？”端阳道：“你老人家要什么？”贺贵想了一想，才道：“你屋里有什么好书，借几本给我看看！”端阳一听，忙说：“行！不过我那些书，不知道贵叔喜不喜欢？”贺贵道：“是些什么书，报上名来。”端阳想了一想，道：“我有一本《怎样栽培果树》，贵叔看不？”贺贵道：“倒是一本有用之书，只是我已年老体衰，栽不动果树了！”
贺贵果然上了端阳的套，便道：“不知便问，孺子可教！那我便告诉你了，那人如果要顺利当选，须把握一个根本，一个关键，一个保证，一个手段是也！”端阳道：“哎呀，还这样复杂呀？贵叔诲人不倦，你倒好好跟我讲讲，什么是根本？什么是关键？那保证是怎么回事？手段又是如何？”贺贵道：“小子这都不懂？根本者，即是乡上和村上党组织的态度是也！尤其是乡上党委的意见，叫作组织意图。只要组织意图明确了，他们让选谁，谁就能选上，因而这是根本！”端阳道：“那关键呢？”贺贵道：“那关键就是陪选之人，须要是窝囊废，不能让此公对组织意图之人构成威胁。如此，也才能保证组织意图实现，此便为关键也！”端阳听罢，又问：“那第三个保证又怎么解释？”贺贵道：“保证者，即监、计票人员，必须政治上可靠，需要对组织铁杆之忠心者……”端阳听到这里，打断了贺贵的话，道：“这就怪了，那监票计票人员，本是选举时的一个工作人员，只需秉公办事，何来你说的那政治上可靠？”贺贵着：“孺子无知，少见多怪！那监票计票人员政治上不可靠，在关键时刻不能和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岂不会坏了组织的事？”端阳听到这里，还是糊涂，正想再问，却听那贺贵说到第四点上来了：“那手段是什么？流动票箱是也！选举时，会场人来不齐最好……”端阳听说，又急忙打断了贺贵的话：“怎么人来不齐还最好？”贺贵听了也没生气，继续道：“人来不齐才好设流动票箱呀！流动流动，流动到哪家的猪圈旮旯里、柴草垛边，就把该做的活儿几下就做好了……”
端阳毕竟年轻，听到这里，先是忽然扑哧一笑，接着便说道：“贵叔，我不信，我不信，这样严肃的事，被你一说倒像一场儿戏了，我不信！”贺贵脖子窜上一条青筋来，像是受了辱般，生气地道：“孺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世界上有一种游戏，便叫作严肃的儿戏！我和你不可为谋，各自去吧！”端阳见贺贵生了气，便又急忙说：“贵叔见多识广，说得对，小侄得罪贵叔了，贵叔不要生气！”说着果真站了起来，半信半疑地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