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在诗歌、小说和戏剧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人道主义是贯穿于他创作中的一条主线。
雨果生于贝藏松。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军官，拥护革命和拿破仑政权。但母亲拥护波旁王室，对拿破仑持反对态度。由于童年时期受母亲影响较大，所以雨果早年形成了保皇主义的政治立场。雨果从小喜爱文学，夏多布里昂是他崇拜的作家。1821年，雨果诗集《颂歌和杂咏集》发表，因有歌颂正统王朝和天主教的内容，得到国王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182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冰岛魔王》是一部渲染恐怖和离奇的作品，没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另一部小说《布格——雅尔噶勒》（1826）写的是法国殖民地黑奴暴动中一个黑奴对女主人产生爱情的故事，是一篇不真实的单纯追求离奇的作品，并且对黑人起义者有歪曲，而对白人军官则有明显的美化。
查理十世上台后，实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日趋高涨。这种形势教育了雨果，他渐渐地离开了保皇主义立场，走上了为文学的进步而斗争的道路，1827年，雨果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该剧虽不甚出色，但它的序言却成了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被视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在这篇序言中，雨果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文学形式，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古典主义的一味摹仿古代是非常荒谬的。他集中批判了古典主义只表现崇高优美而排斥平凡粗俗的做法。他认为，由于基督教的启示，人们认识到事物存在着善恶美丑两个方面。他说：“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新时代的艺术应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对照着加以表现，而不是像古典主义那样将它们割裂。由此便产生了雨果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雨果主张艺术表现真实，但他又认为艺术的真实与自然的真实不同，“艺术的真实根本不能……是绝对的现实。艺术不可能提供原物。”“自然和艺术是两回事”，雨果赞成“戏剧是一面反映自然的镜子”，即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但是雨果所理解的真实反映和现实主义作家的理解有所不同。他所要表现的真实是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真实。他说，如果镜子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一片刻板的平面镜，那么它只能映照出事物暗淡、平板、忠实、但毫无光彩的形象”。因而主张：“戏剧应该是一面集聚物像的镜子，非但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变成光彩，把光彩变成光明。”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反对描写平凡的事物，主张描写非凡的、不寻常的事物，其结果是：作品为了突出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照，便走了极端，夸张和离奇成了最基本的手法。雨果还认为，古典主义“三一律”中的时间的整一和地点的整一，是完全荒谬的教条，必须抛弃。他还主张文学描写要带地方色彩，要吸收通俗的词语等等。雨果对浪漫主义的鼓吹，不单具有文学上的意义。由于伪古典主义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实际上成了封建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支柱。因此，浪漫主义反古典主义的斗争，就多少具有了政治斗争的味道。雨果曾明确地说过：“浪漫主义其真正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使雨果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在这以后，雨果的创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表现社会的不平，同情受苦受难的人们，成了他创作的基本内容。从艺术上看，他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浪漫主义者了。
1829年，雨果发表了《东方集》。诗集中有关于希腊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内容，“东方”，地中海沿岸所特有的异国情调，温馨而浓郁的抒情气息，绚丽多彩的风格，以及自由灵活的诗律，都反映出浪漫主义文学的鲜明特色，令很多人赞叹不已。
剧本《艾尔那尼》（1830）是根据《克伦威尔·序言》的理论创作的。它的演出引起了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一场“战役”。剧本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一个流落绿林的贵族青年艾尔那尼决心为父报仇而与国王抗衡的故事。艾尔那尼、唐·哥梅茨公爵和国王都爱上了索尔小姐。由于封建荣誉感的原因，艾尔那尼把生死权交给了公爵，使公爵有了索命的权力。后来在新婚之夜不得不饮鸩自尽。整个剧情曲折复杂，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结构也相当自由。雨果在剧中还打破了古典主义悲剧成分和喜剧成分不能在同一剧中同时出现的规则，而且地点任意转换，也不遵守时间的一致律。更有甚者，绿林强盗竟敢当面斥责和教训国王，以及有时是普通语言的使用，所有这些，在古典主义者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但破坏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正是雨果所追求的。他从自己的理论出发，把对照原则应用于剧中，特别是艾尔那尼的高尚同国王的卑劣、唐·哥梅茨的狠毒的对照，使得剧中的人物性格显得十分鲜明突出。此外，作家对奇情剧的一些手法如乔装、密室、宝剑、毒药等等的运用，也起到了加强舞台效果的作用。《艾尔那尼》突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的陈腐戒律，使得观众耳目一新，因而受到了欢迎。尽管古典主义卫道士们大肆挞伐，它仍然获得了演出的成功。该剧的反暴政的主题符合了七月革命前夕广大群众对复辟王朝的不满情绪，这对于它的成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艾尔那尼会战”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雨果欢迎1830年的七月革命，他写诗赞扬革命的胜利者。革命之后六个月，雨果写完了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它是雨果小说中浪漫主义色彩最浓的一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5世纪即中世纪后期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在罪恶情欲的支配下疯狂地追逐美丽的吉普赛卖艺女郎爱斯美拉尔德。他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便卑鄙地进行陷害，把爱斯美拉尔德送上了绞架。巴黎圣母院奇丑无比的敲钟人喀西莫多也爱这个吉普赛女郎，但他的爱是纯洁的。喀西莫多虽然一直对弗罗洛忠诚不贰，但最后被他的残酷和卑鄙所激怒，将他从教堂楼顶上推下摔死。
小说的浪漫色彩极为浓厚。作者为了突出善恶两极，对人物性格极尽夸张之能事，仿佛务使其故事达到离奇才好。但读者透过浪漫主义的迷雾，仍能看到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机器的压迫人民，特别是对教会罪恶的揭露，作者是不遗余力的。副主教弗罗洛在雨果的浪漫主义构图中是极恶的体现，但这个形象并不是完全抽象的。他身为圣母大堂的副主教，外表道貌岸然，然而在心底却激荡着情欲，实际上是一个集人性、神性和兽性于一身的人物。他的长期被压抑的情欲一旦蠢动起来就表现为罪恶的形式。雨果通过弗罗洛对爱斯美拉尔德产生邪念与追逐的描写，宣告了宗教禁欲主义的破产。弗罗洛不是孤立的存在，他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他阴险毒辣，勾结官府，制造假案，处死无辜。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中世纪的教会与封建统治者沆瀣一气，以铲除“异端”为名残酷地迫害人民的罪行。
为了突出两种力量的斗争，雨果广泛地使用了对照法。书中善与恶、美与丑、外貌与内心都形成对照。但在雨果笔下，外形的美与善有时并不与内在的品质相符合，有时出现恰恰相反的情况。如弓箭队长菲比斯外表英武漂亮，但内心卑劣自私。副主教弗罗洛看起来既有德行又有学问，但骨子里却是个阴险狠毒的恶棍。喀西莫多外貌丑陋无比，但有一颗善良的心。此外，书中两个王朝、两个国王、两个法庭，也都有对照的作用。小说中奇特的有时甚至是怪诞的事件在五光十色的背景下一幕接一幕地展现出来，显示出一个异彩纷呈和充满幻想的世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