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复活节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又回到了校园。小别之后的同学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交谈、讨论或打闹，校园里一派热闹、喧哗。在这一群生气勃勃的学生中，头戴一顶可笑的帽子，正情绪激昂地高谈阔论的萨特显得十分突出，他的谈话对象是一位比他要高得多的、傻乎乎的女同学。也许萨特的见解过于玄妙、高深，这位可怜的女孩听得一愣一愣的。萨特很快离开了她，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精辟议论得不到共鸣。不一会儿，人群中又响起了他那为人所熟悉的尖锐的声音——他又和另一位长得漂亮多了的女同学侃上了。这次，她不似前面那位只知洗耳恭听，而是惟恐自己没有表现的机会。她那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萨特有些尴尬，不一会儿，他俩吵翻了。又剩下萨特孤伶伶一个人了，他坐下来，抱着脑袋一个人生着闷气。不远处，一位穿着黑衣，也戴了一顶可笑的绒帽的高个子碧眼姑娘一直对他十分留意，目睹此情此景，她不禁莞尔一笑。
这时，同学埃尔博走过来了，他先走到高个子姑娘面前，抓住她的手，带她穿过人群来到萨特面前：“萨特，这就是我经常对你说起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抬起头——他和波伏娃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复活节刚过完的那个星期一。
西蒙娜·德·波伏娃比萨特小三岁，也出生于法国巴黎拉斯佩尔街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21岁的波伏娃是索邦大学的学生。两年前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普通哲学证书”，取得了哲学学士学位。
只在几天之内，萨特和波伏娃这对新结交的朋友就形影不离了。对于波伏娃来说，萨特是她理想中的伴侣。
“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一天，萨特对波伏娃冲动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波伏娃并不觉得突然。他们天天在一起，除了睡觉之外，几乎没有离开过。更重要的是，他俩不断地发现彼此的志趣和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并越来越使对方着迷。波伏娃立志毕生奉献于文学事业；而萨特没有写作就活不下去；波伏娃认定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好奇是自己最宝贵的品质，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它；而萨特则“从不停止思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会理所当然”……从一开始，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就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和谐一致的基础上，这种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和谐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
秋天，是巴黎最美丽的季节。有一对年轻人永远忘不了这个秋天——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季节，这就是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不久就得去服兵役了，离愁使这段相聚的时光格外值得珍惜。
每天早晨，一对年轻人分别从自己的住处赶往卢森堡公园会面。然后便依偎着坐在一个石雕像下面的排椅上，有说不完的话。
在对彼此都有了几乎是全部的了解后，到了该明确他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的时候了。一天傍晚，萨特和波伏娃散了很久的步，后来走到卢浮宫，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尽管对于两人的关系问题各自都思考了很久，也不时触及这个话题，但真正认真地谈它却从未有过。而对于两位哲学博士而言，任何含糊不清的诸如“恋爱关系”、“朋友关系”、“特殊朋友关系”……都起不到界定和规范彼此的作用。
“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萨特先开口了，这几天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继续阐述“协议”的具体内容：在未来的两年中，他们不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可以“尽可能地亲密地”一起生活。然后，他将到日本去谋个教职，在那儿呆个两三年。他建议酉蒙娜也去国外找份工作。两地分居几年之后，他们将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再次走到一起，重新开始一种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共同生活。当然那需要他们继续签订协议。最后，萨特强调这一协约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双方不仅决不能互相欺骗，而且不应该互相欺瞒，两个人的生活、思想对于双方来说应该完全是透明的。
对于这样一个有些惊世骇俗的提议，如果换一个姑娘，一定会被吓跑的，或者至少一时无法接受。但西蒙娜脸上毫无惊异之色，她只是一句不漏地仔细听，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的心上人。这种提议让西蒙娜听来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太多太多的交谈已经使她对萨特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了如指掌。
波伏娃决定接受这一契约。因为它也同样符合波伏娃自己的生活信念。
在圣西尔军校的头一段日子，萨特很不适应。出于对任何思想、行为上的限制的反感，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军事主义者。而对于服兵役这种显然是浪费时间的做法，他实在愤愤不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波伏娃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赶来看他，每次随身携带的必有一大包书。波伏娃成了萨特与书、与外界联系的纽带。
这段生活的收获实在不小，就在这座小山上，萨特完成了独幕剧《埃庇米修斯》和一部长篇小说的论文形式的开头——《真理的传说》。
创作和西蒙娜的陪伴使萨特不太困难地完成了他18个月的军役生活。总算不用再住在那个拥挤、黑暗的小屋里了，本该喜气洋洋的萨特却垂头丧气，因为两年前申请的东京讲师的职位已被他人获取了。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萨特实在想走出去看看。尽管如此，萨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上级提拔他当军官的建议，他选择了到勒阿弗尔公立男子中学教书。
时光冉冉，萨特与波伏娃的恋情日渐加深，彼此间都感到更为了解、更为需要。可是，马塞与勒阿弗尔相距300多公里，面对这种时空距离，这次，波伏娃和萨特都有些惶惶然了，而波伏娃更显得惊恐不安。感觉到心上人内心深处的焦虑，萨特建议修改他们的契约：“我们结婚吧！”这并不意味着萨特已经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这只是他对现实的一种让步。因为在法国，分居两地的夫妻可以调到同一城市工作。“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原则而去折磨自己呢？这样做真有些愚蠢。”看着低头不语的波伏娃，萨特进一步劝说，“而且即使结了婚，我们也可以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尽管深爱并热切地希望和萨特在一起，年仅23岁的波伏娃最终还是拒绝了萨特的求婚。这不仅因为她和萨特一样始终把婚姻看作社会对生活的一种干预，而且也出于她对萨特的志愿和原则的尊重一一他从不愿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免除自己的担忧，波伏娃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她为自己和萨特选择了再次接受挑战。
总算维持住了在他们眼中极其珍贵的独创性交往形式，更加成熟了的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重温并修改一下他们的2年契约。他们放弃了这种契约的临时性，而将其期限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放弃了各自到国外去居住一段时间的想法，而建立一种更紧密、更难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允许彼此有短暂的分离，而不允许有长时间的天各一方。他们仍然没有关于永久忠诚的盟约，只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绝对坦诚作为他们爱情的基础，以相互理解、支持作为他们爱情的坚强后盾。
从此时起，波伏娃和萨特始终如一地遵守着他们的爱情契约。他们甘愿放弃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切不真实的东西，而一起去体验一种挑战的爱情，一种冒险的爱情，一种自由的爱情。他们从来没有共建一个家庭，也从不曾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这种爱情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后来他们都有过也是极其真挚的偶然爱情，但终其一生，他们情投意合，至死才分离。
3.一个又一个传奇
萨特陷入了苦闷之中，他那个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早在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直到此时，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定，并取名为《忧郁》。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萨特悲痛万分，忍不住潸然泪下——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情。
然而1937年的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是伽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六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不过，”他顿了一下，“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他开始赞扬起《忧郁》来，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马上就会通过比较来找我的作品的茬儿了吧。”他暗暗猜想。
“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说出了一个萨特似曾相识的名字，但此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摇了摇头，波朗的兴致越来越高：“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切开始明朗了。原来，萨特和波朗之间有些误会。波朗并不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这位出版家惟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绝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再三，建议改为《恶心》，萨特接受了。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
《恶心》的成功是势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时的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第一次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呜板。
同一时期，《新法兰西杂志》还发表了萨特的短篇小说《墙》，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墙》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墙》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
1938年春是一个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重写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说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成了一名批评家。
1940年5月10日，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触即溃”。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与成千上万溃退的法军一起当了囚犯。
萨特最初被关在巴卡拉，两个月后被迁至西德特里尔集中营，随后开始了将近9个月的战俘生涯。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这个一直养尊处优，一直无法忍受纪律和强制的人能忍受得了成为一名俘虏吗？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不像波伏娃所担心的那样，是为了宽慰她而编造谎言，他甚至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好久都没有过的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乏味，因为“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萨特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协和让步的高尚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而集中营生活中无时不体现出的简单的纯朴则让他回味无穷。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