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的啊（还是义）。君子应该要能掌握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味地追逐富贵及利益。但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作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的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孔子论述义的着力点主要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并把个人和社会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来谈，就是内圣外王。有以义为上为质的君子居于高位，他使民以义，社会正义就可以得以实现。那么君子就可以行义以达其道。
从儒家的中庸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主要把义范畴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孔子还开启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辨。辩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义和利的不同阐释。孔子最初是怎样阐释义和利的呢？孔子在论义时是与利相对待的，把义和利作为两种不同道德人格的追求的目的。
正因为对于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面旗竖在属于做人道德的领地。在社交上，激之以道义，恰恰都是去触及对方的内心深处，让他认为对方求助的实质是道义的行为。
有一位母亲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谈到了自己的儿子。原来这个儿子要求母亲为自己买一条牛仔裤，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但是，儿子怕遭到拒绝，因为他已经有了一条牛仔裤，而母亲是不可能满足他所有的要求的。于是儿子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他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或苦苦哀求，或撒泼耍赖，而是一本正经地对母亲说：“妈妈，你见过没见过一个孩子，他只有一条牛仔裤？而我这么用功读书……”
这颇为天真而又略带计谋的问话，一下子打动了母亲。事后，这位母亲谈起这事，说到了当时自己的感受：“儿子的话让我觉得若不答应他的要求，简直有点对不起他，哪怕在自己身上少花点，也不能太委屈了孩子。”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句话就说服了母亲，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在他说这话时，惟一目的就是要打动母亲，并没有想到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在无意中使用了中庸的义利之比的方法，取得了绝佳效果。
二、执中行权——左右为难的时候折中处理问题的方法
1．中庸处世不是当缩头乌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现在人看来，明哲保身似乎是胆小怕事、遇事就躲的怯懦者的代名词。但在儒家的中庸思想里，明哲保身却不是这意思，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原文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中庸》一书中则作了这样的阐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因为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而避免不明不白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应该说是一种高明的智慧，而不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那些贪生怕死、一味退缩的人，并不是明哲保身，而误了自身，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在上20世纪50年代，他在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7天，但仍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6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6个底孔堵死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梁漱溟小时候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他却活了96岁高龄，他的长寿完全得力平和淡泊的精神，“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人，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同异论》，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服。
马寅初先生少时也是体弱多病，他却活了101岁，他由“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人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他在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在快到80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暄闹的政坛，无不是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2．腐化、僵化、堕落不是中庸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菜根谭》
节俭朴素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过分节俭就是小气，就会变成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如此反而会伤害到一些正道上的往来。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太过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人，这样能给人一种好用心机的感觉。
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节俭固然是美德，过分节俭就变成吝啬；谦让固然是美德，过分谦让就变成谄媚，所以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为人要有品行节操才能立足，如果谦让至伪，节俭至吝，那么节俭的目的何在，谦让的初衷为何？这实际上是一种小人俗人的表现。在社交场合上格外要注重这一点，尽可能地修为自己的仪表言行，时时以一种真挚的热忱去迎接生活，拥抱社会，做到“不卑不亢。”
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于公元1368年正月，在应天即位称帝，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初期，朝中有一些官员贪图享受，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朱涛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侄儿，更是奢侈、放纵，人人争相效仿。
明太祖贫苦出身，很了解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惩治一下这股腐败歪风，但他顾忌腐败现象人多面广，弄得不好，怕影响他得来不久且来之不易的皇位，整日忧心如焚。一日，他把这一心事告诉了患难之妻马皇后。马皇后一听，连忙说：“皇上圣明。长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帝业初创，做的事很多，如果让腐败之风任其蔓延，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转眼就会葬送掉……”
朱元璋着急地说：“是啊，我也就是考虑这个，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来！”
沉默了一会，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皇上，正人先正己，后天是我的生日，就从我们做起吧。”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
寿诞之日，百官携礼贺寿，当大家席上坐定后，明太祖携马皇后步入宴厅，随即太监宣布开席。
令大臣们遗憾的是：上的第一道菜竟是一盆红萝卜。百官见了，面面相觑，迟迟不动筷子。朱元璋见状，举筷夹了一块萝卜，笑着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萝卜进了口，百病都赶走。”说完便吃了起来，随即皇后也吃了起来，百官见了，也纷纷举筷。朱元璋边吃边扫视四周，见仍有迟疑不决的臣子，便来到身边，笑着问：“这萝卜不合口味？”吓得臣子连忙举起筷子。
第二、三道是炒韭菜和两碗青菜，朱元璋说：“碗中菜儿青又青，长治久安得人心。群臣吃了这道菜，明朝天下得太平。”说完便带头吃了起来。
第四道菜是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开了：“葱花豆腐青又白，一清二白过日月，两袖清风勤廉政，大明江山千秋业。”
百官听后，知其用意，竞相奉承。而昔日奢糜之徒，额冒冷汗。
当贵族统治者走向腐化堕落和权力的极端，社会将失去和谐，隐藏着随时都会点燃引爆的危机的炸弹。龚自珍所观察到的中国是一个“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闯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农，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绝对平庸的社会，是“牢盆狭客操全算，团扇人才居上游”的不公平社会，而不是“君子自强不息”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驱动他批评起这种腐化与僵化的社会制度，希望社会民族发奋发图强，“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人们看来，龚自珍的作法是激进的，而这种激进必然被时代主流社会所反对，以致他陷入了孤独，然而他的激进却是中庸的激进，主观上想对偏离人心的社会制度进行拨乱反正，可毕竟一个人力量太小了，难以实现他的愿望。
3．不如意时从容认“命”比悲观好
虑少梦自行，言稀过也稀。帘垂知画永，柳静觉风微。但见花开落，不闻人是非。何须寻洞府，度多也应迟。
——邵雍《省事吟》
每个人都可能有环境不好，遭遇坎坷，工作辛苦的时候。说得严重一点几乎可以说，在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以前，就被注定了要背负起经历各种困难折磨的命运。
孔子道德修养不在别人之下，却大半生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颠沛流离，有时遇到挫折，他也只得承认，“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这不失为一种应付人生的妙法。
人生好像一次旅行，辛劳和苦难算做是我们所不能不花的旅费。而在这一趟旅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经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可以当作那是我们在旅途中的涉水跋山、走狭路、过险桥。而当我们快乐的时候，那是我们到达了风光明媚的处所，卸下了行装，洗去了风尘，在欣赏留连。也正如旅行一样，不在某一处风景区永远停留，而只能在驻足一阵之后，就又该背起行囊去寻觅另一处佳境。因此，人间的苦苦乐乐，我们都该把它看作理所当然。做生意顺利的时候，财源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是顺境。一旦遇上风险，逆境来临，就又要过一过节衣缩食的苦日子。不够坚强的人当逆境来临时，就难免会匆匆结束这次旅行，提早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假如我们够坚强，就该明白，我们就是为经历这些风险而来。
无论我们遭受何种命运的不幸，或者遇到什么难忍的痛苦，只要一想到这是命运的安排，是命中注定的必然结果，一颗万针穿刺的心顿时便可安逸平静下来。正如唐伯虎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巧，机心争似道心平。”为人处世息心机，息人算，就会产生浑厚、圆融、祥和的气象，人就会活得清闲，自在，快乐。
《玉堂丛语》记载：杨鼎，明朝正统至成化年间曾任兵部尚书。早年，他在乡试中获第一名以后，就去南京国子监学习。他从湖广老家来到南京不带一个僮仆，自己一面刻苦攻读，一面还要做饭。当时国子监的负责人陈敬宗考察了他的学问与品行后，对他很赞佩，感慨地说：“杨鼎一个人闭门读书，品行端正，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之苦，说他像颜渊那样‘一箪食，一瓢饮’也不算过分啊！”当时有一个任知府的官员得知杨鼎的情况后，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杨鼎推说没有告知父母，加以拒绝。这个知府就托杨鼎的同乡、兵部尚书徐琦去和陈敬宗说：“杨鼎的家里是很清贫的，而这位知府大人家很富，杨鼎父母知道后，对这门亲事肯定会满意的。”陈敬宗就去劝杨鼎，让他接受这婚事，杨鼎说：“孔子弟子原宪，蓬户褐衣蔬食，而他自己不减其乐；这样的人生活虽贫穷，但在精神和道德上是富有的。掎顿经营畜牧盐业，十年之间成为富商，这种人虽富，却缺少道德。我怎么敢贪求富贵呢？”听了这番话，陈敬宗更敬佩杨鼎的品德节操了。
王留耕说：“留下余不尽的巧，以还造化；留下余不尽的禄，以还朝廷；留下余不尽的财，以还百姓；留下余不尽的福，以还子孙。”张无尽也说：“事不可做尽，势不可用尽，话不可说尽，福不可享尽。凡事不尽处，则意味深长。”
歌曲之王舒伯特说过：“只有那些能安详忍受命运之否泰者，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当我们处于无可改变的不如意的时候，只有安详顺受，并且从容地由不如意中去发掘新的道路，才是求得快乐宁静的最好办法。
4．在他人面前不可失态
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乐法。
——《菜根谭》
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让别人走；遇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要留出三分让给别人吃。这就是一个立身处世最安全快乐的方法。
廉颇和蔺相如同是战国时的赵国大臣。廉颇是赵国杰出的将领，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和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上卿，职在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身为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是口舌之功，竟位居我上，况且他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不甘心在他的下边。”并且扬言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