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弗洛伊德的离去之所以搁延，是因为他大约欠他的出版者32000先令，现在弗洛伊德正和债权人商量解决的办法。”他继续推论：“弗洛伊德有足够的钱去偿付债权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谈妥价钱，只要这项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自由地离境。”最后，这笔敲诈的款项是由希腊公主玛丽·波娜帕特捐出来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明娜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1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子恩斯特说：“在这悲哀的时候，有两个希望支持我继续前进：一是和你们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时候，我把自己和《旧约圣经》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被他的儿子们带到埃及去。”
10天以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玛西黛和她的丈夫获准离开，而弗洛伊德还得留下1个星期。最后，一切必需的文件都备齐了，盖世太保装腔作势地带给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签名。公文上说：“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弗洛伊德。”他签字了，然后说了一句挖苦的话：“我可以满心欢喜，快乐地将‘盖世太保’推荐给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万事俱备。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奥地利当局给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儿的最后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离开几乎80年来一直是他家乡的维也纳，首先搭乘“远东号快车”到巴黎，同行者有玛莎、安娜、两个女佣和一位医生。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轮到英国。在伦敦，恩斯特已经为他的父亲安排好了住处。钟士也已经做好他的预备工作。德拉瓦伯爵也已经安排好给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员的礼遇，因此他们在伦敦和多佛都没有遭到行李检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续。钟士甚至成功地避开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新闻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车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妇，在记者闻风赶来以前他们已经闪避开了。
四、流亡岁月
弗洛伊德还有一年多可活，对于一个80多岁、疾病缠身的人来说，日子真是难过。在那几个月里，至少有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抵消了。欢迎他的人，不仅是有特别理由承认他的正式医学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同时也包括了一般人士。
1938年，玛莎写信给仍在维也纳的弗家姐妹们说：“每天我们都收到许多欢迎他的信。我们只来到这里2个星期，但即使信件不注明街道，只写‘伦敦，弗洛伊德’也照常收得到。想想看，伦敦市有1000万居民，这不是很奇怪吗？”
借着安娜的帮忙，弗洛伊德才应付得了如潮水般涌进家来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们写来的，另外有许多则来自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只是希望问候他或索取签名。当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着迷的人”写来的信，他们从《圣经》上抄录下应许救恩的句子，想要劝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运将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来了一群使他特别高兴的访客。他们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们，带来学会的会员录，请他签名。弗洛伊德无法亲自到学会的总部，会员录送到他面前的这项荣誉在过去只有英国国王才能享有。他告诉齐威格说：“他们留下一册复制本给我。如果你来这里，我可以将牛顿和达尔文的签名指给你看。”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他现在所做的是“归纳精神分析的教义，而且以最精简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来叙述它们。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强迫别人相信或是引起盲从。”
此外，在美国和英国，精神分析就要被广泛地应用，那是弗洛伊德始料不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几个月以后就要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的交战国都聘用精神分析专家，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战运动提出建议，也分析敌人的心理战。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克里斯就要在英国组织一个特别的政府机构，分析德国人的广播，后来在美国也这么做。战争一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专家治疗战争伤患的范围，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来写《精神分析大纲》。他重复各种基本的理论，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来叙述，而且在许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观念要详细地阐述。不幸的是，他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于马斯斐德花园的一幢宽广的老宅中。这时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经从维也纳运到了。因此，安娜和女佣能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重建”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她们把家具放在同样的位置，把同样的雕像和画放在桌子上，这使弗洛伊德倍感亲切。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家。弗洛伊德自己只在这里消磨了最后的十几个月，他的妻子和小姨继续住在这里，分别于1951年和1941年死亡。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大多数的近亲都安全了——大女儿玛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马丁和恩斯特两家人都在英国，奥利佛一家人在法国。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女婿哈伯斯塔特带着他的儿子于一年多前从汉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并在那里终其一生。
但是有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弗洛伊德，他为“四个年纪都在75~80岁之间的老女人”忧虑——他四个仍住在奥地利的妹妹。在离开维也纳以前，弗洛伊德和亚历山大给了她们16万先令（以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32000美元或8000英镑），除非钱被德国人没收，否则足够她们用上好一阵子。无论如何，他曾设法接她们去法国，但是没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四个高龄的妹妹已被纳粹党驱逐出维也纳，而且都死在集中营里了。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经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费在他最后一篇震撼人心的论文的写作上，那就是《摩西与神教》——三篇论文和几年前写的序文。
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告诉荣格，他注定要去开拓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约书亚”。而弗洛伊德本人就像摩西一样只能远远地观望。在奥地利作家舒尼兹勒庆贺弗洛伊德70岁生日以后，弗洛伊德回信说：“在感情上，犹太人的归属仍然对我非常重要。”他对瑞士犹太人周刊的编辑说：“我永远对我的种族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导我的儿女们……”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犹太人是“人类中最特别和邪恶的民族”的理论甚嚣时，弗洛伊德开始疑惑：“什么是真正构成犹太民族的本质？它在历史上如何发展？为什么犹太人经常受人压迫？”弗洛伊德的解答是：摩西是一个埃及人，他不同意皇家的宗教，于是聚集了一群跟随者，离开埃及。
《摩西与神教》在1939年3月初，分别在荷兰和德国出版。一般人认为，《摩西与神教》是弗洛伊德比较不成功的作品。一方面，这本书被他写了又改，改了再写，以至于结构动摇；再一方面，年纪大也是主要原因。钟士私底下向一个书评人承认道：“弗洛伊德在晚年引述别人的话时特别挑剔，他只引用支持他的特殊论点的话。不像他早年时，会看完整篇文章再斟酌。这种习惯与他的精力所剩无几有关。”
五、离世
1938年10月里，弗洛伊德写信给一位朋友，说道：“我已经安然度过另一个经常性的手术，又能工作了。”他正为自己已经逃过了“条顿民族的疯狂”而高兴，正“等待目前还没有来的病人们”。不久以后，他又每天主持4节精神分析课。
年后，他的身体有了变化。1938年1月中旬，另一个肿瘤出现在他的口腔深处。舒尔医生写道：“起先，它看起来像另一个骨疽，但是不久以后，这个组织被破坏的情形显得异常严重。医生们对弗洛伊德病情发展的严重程度有分歧的意见，他们不能确切地控制住它。1939年2月底，巴黎居里机构的拉卡沙尼博士抵达伦敦，指导我们施行放射线治疗，同时还做了许多试验。结果使人叹息，癌症又回来了，它的位置使我们无法动手术。到了1939年3月，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大的希望只是设法减轻他的痛苦。”
弗洛伊德还剩下6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坚忍地面对命运而拒绝服用可以减轻疼痛的药物，直到死前的几个星期他还为几个病人进行精神分析。
1939年4月里，舒尔医生必须离开英国，到美国办理移民手续。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不能照顾自己了。他写信告诉希腊公主波娜帕特道：“我很希望有办法缩短这个残酷的过程。”但是他仍拒绝放弃，2个月后写了一封信给威尔斯，还乐观地描述他的远景，并提议再来一次茶会。
但是，舒尔医生1939年7月里回到英国时，发现他的病人的身体更衰弱。更令人难过的是，精神上已冷漠木讷。弗洛伊德现在一直住在底层的房间里，外面就是花园。太太玛莎仍然和往常一样，以全副精神将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安娜现在则昼夜不停地服侍在床头。
1939年8月，弗洛伊德开始一蹶不振。亲戚和朋友们都纷纷前来做最后的探望。1939年8月12日，准备前往美国的侄儿哈里向弗洛伊德告别并说：“回来过圣诞节时，会再来看您。”弗洛伊德苦笑着说道：“你回来时，一定再也看不到我了！”
1939年9月里，弗洛伊德的病情继续恶化，吃喝和睡眠变得更加困难。21日早晨，舒尔医生坐在他床边时，弗洛伊德对他说：“我亲爱的舒尔，你一定记得我们第一次的谈话，那时候你曾答应我，当我的死期来临时，你不会抛弃我。现在只有折磨，一点儿都没有意义！”
舒尔医生当然没有忘记。弗洛伊德谢谢他，并且说：“请你告诉安娜这件事。”没有一丝自怜的感情。
舒尔医生写道：“当他又陷入痛苦时，我为他在皮下注射了2毫克的吗啡。他马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并安静地睡着了，痛苦的表情也消失了。过了大约12小时，我又为他打了一针。弗洛伊德显然已经精疲力竭，陷入弥留状态，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他死于1939年9月23日凌晨3点钟。”他走完了83年的人生路程。
接着的追悼现场，热烈异常，虽然当时全世界正陷于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烽火中。在美国，1939年11月的《美国社会学会刊》以全部篇幅登载并评论弗洛伊德的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别的报章杂志上，赞美的言辞和生平的介绍也比前几年可能出现的情形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