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固然是精神分析最璀璨的重镇，但并不是唯一的重镇。弗洛伊德继续在维也纳执业，而且越来越把重心放在教育后进上，诸如珍·兰波—德·克鲁和玛丽·波拿巴王妃这些重要的追随者，都是弗洛伊德战后阶段的“弟子”。克鲁在60多年后回顾1922年4月到上坡路19号初访弗洛伊德的情形时，深情一点未减。她回忆说，弗洛伊德是时已66岁，是个彬彬有礼、“迷人、体贴而老派”的绅士。当他问她有什么是自己或女儿在她的安顿上可以略尽绵薄之力时，克鲁回答说她需要一部钢琴。弗洛伊德当即谈到自己是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并表示自己提这个，是怕如果不事先告知而日后克鲁自己发现这一点的话，会成为她的分析治疗的一个干扰。而当克鲁告诉他，自己深爱而身体一向强健的大姐五天前才死于流行性感冒时，弗洛伊德追忆起女儿苏菲之死所带给他的哀痛。日后克鲁回到荷兰后，两人继续保持热情友好的通信。并不是每个弗洛伊德的病人都会觉得他如此有魅力，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的影响力已经以一个绵密的网络涵盖了欧洲及美国，却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其他可显示出精神分析体质强健的证据。直至纳粹在1933年掌权为止，两年一度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总是如期举行，而参加者也总是翘首期盼着它的到来。弗洛伊德因为受到上颚假体的困扰，后来没有再出席，不过，他要下定这个决心相当不容易，所以一直拖到自己真的力不从心才停止参加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1925年3月——当时预定要在巴德洪堡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正处于筹备阶段——弗洛伊德写信告诉亚伯拉罕：“你的观察是正确的，我又在订新的计划了。不过，只怕到了要把它们付诸实行时，我的勇气又会离我而去。例如，到了大会举行前后，我想我的上颚假体让我感到的不舒服，应该不会比上星期少，因此，到时我不适宜旅行，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你在做安排时，不要把我算进去。”他派安娜代表自己出席，算是在精神上参加了大会。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各个精神分析机构站稳脚跟以后，精神分析的刊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冒出来，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创办的那些形成互补，像1926年法国的《法兰西精神分析评论》和1932年意大利的《精神分析评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另一件让弗洛伊德开怀的事情是，其作品已被译成很多种语言。在20世纪20年代的通信中，他谈到安排好的翻译计划时，语气总是很热切，而且也常常会对已出版的译本做出评论，这些都足见翻译这件事情对他意义重大。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是发行最广的一本，一共（在他生前）有12种外语译本，《性学三论》有9种外语译本，《梦的解析》有8种。但最早期的译本都不总是尽如人意的。布利尔一度是弗洛伊德作品英译的垄断者，但他的译笔很随意，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吓人的差错，其中一个例子是他似乎不知道（至少是不在意）“笑话”和“风趣”之间的差异。尽管不太可靠，但布利尔的译本至少让战前的英语世界得以一窥弗洛伊德理论的轮廓。他所译的《性学三论》英译本出版于1910年，《梦的解析》英译本出版于三年后。
不过，翻译的精确性逐渐获得改善。在1924和1925年，一支小型的英国团队把弗洛伊德的重要文章翻译成了四册的《论文集》。主其事者是史崔奇夫妇和琼恩·李维叶那个“戴着阔边花式女帽和打着猩红色洋伞的爱德华风格的高个美女”，他们的翻译比任何人都保留了更多弗洛伊德的行文风格，弗洛伊德阅后深为动容。“《论文集》的第一册已经寄到，”他在1924年底写给艾廷冈的信上说，“译笔非常帅！非常令人肃然起敬！”信中，他又表示了对此书所收录的一些“老古董”文章是否适合作为向英国大众引介精神分析的媒介，感到疑虑，但只期望第二册（预定几星期后出版）会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他在写给几个译者的信上说：“我看得出来你们想让精神分析的重要文献在英国落地生根的良苦用心，也对你们获得的成果表示恭贺——我不能期望一个更好的译本了。”一年后，在收到《论文集》的第四册时，回信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但又不忘带着他一贯的怀疑主义说上一句：“如果此书只会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发挥其影响力，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不过，他的这种忧虑就像大多数时候一样，是多余的。事实上，弗洛伊德作品的英语化，乃是精神分析观念拓展上的一件大事：四册的《论文集》迅速成了不谙德语的精神分析师之间的标准文本。它包含了弗洛伊德撰写于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中叶间所有较短篇作品：如论临床技术那些论文，有关精神分析运动那篇论战性的文章，所有有关后设心理学与应用精神分析学的已出版论文，五个重要的案例分析报告（朵拉、小汉斯、鼠人、施列伯和狼人）。由于英国和美国很多较年轻的精神分析师都不像钟斯、史崔奇夫妇和琼恩·李维叶那样，具有学好德语的天分与意愿，因此，弗洛伊德作品的优秀英译本，乃是强化精神分析国际大家庭凝聚性的重要手段。
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清楚看到的，这个“大家庭”并不是完全快乐融洽的一家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精神分析运动就饱受一些内部争吵所困扰，而这些争吵，有一些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带有私人因素的。例如，很多精神分析师认为格罗戴克太自我和太不谨言，不适合代表精神分析在公共场合发言。钟斯仇视兰克，而费伦奇则认为钟斯是反犹太主义者，弗洛伊德因为听说亚伯拉罕愿意帮助拍一部有关精神分析的电影而愤怒。在纽约高高在上的布利尔则像是要试验每个人的耐性似的，谁的信也不回。在伦敦的许多会议上，儿童精神分析师梅丽塔·施米达伯格则公然和她妈妈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的前驱——唱反调。
不过，在精神分析理论上和临床技术上的观点冲突，也不一定只是当事人用来掩饰私人恩怨的面具，或只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高度竞争性的领域里显得高人一筹。它们部分是来自于对弗洛伊德文本的不同解读，部分则来自于临床经验的出入。这些解读上的不同和经验上的出入，都是建立原创性的契机，而且也是弗洛伊德本人——在一定的范围内——所鼓励的。
20世纪20年代最具创见的精神分析理论家，毫无疑问就是克莱因。她1882年生于维也纳，不过一直要到28岁迁居布达佩斯以后，才“发现”弗洛伊德的学说。此后，她大量阅读精神分析文献，找费伦奇为她进行训练性的分析，然后开始从事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她的小病人包括了她的儿子和女儿，并以他们为蓝本，写了一些几乎无所隐讳的临床报告。那时候，儿童精神分析仍然是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领域，但费伦奇和亚伯拉罕都对克莱因的理论创新感到着迷，并挺身为她辩护。这种支持正是克莱因亟须的，因为她对儿童精神分析的探索，几乎是没有前例可授。弗洛伊德固然分析过小汉斯，但依靠的主要是二手资料。到了1919年，克莱因开始发表有关儿童精神分析的临床报告，而因为亚伯拉罕愿意对她的观念保持开放性的态度，她遂决定移居柏林，从事分析、辩论与发表研究报告的工作。
亚丽克丝·史崔奇后来认识了克莱因，并深深喜欢上她。她跟梅兰妮·克莱因一道上咖啡厅，一道去跳舞，对后者的刚强、干劲和雄辩深感折服。在一封写给丈夫詹姆斯的信中，史崔奇描述了一场克莱因所引起的典型风暴：“昨晚的聚会刺激透了，”她写道，指的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聚会，“克莱因发表了她有关儿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经验，最后，反对者露出了他们须发已白的头颅——那可是白得够呛。他们的用语，当然都是精神分析式的，像批评克莱因的论点有削弱‘理想自我’观念之虞等等。不过，我想他们的意思，都是反精神分析的，如我们不可以告诉儿童有关他们的压抑倾向的可怕事实等等。对于这些指控，克莱因说明得很清楚，小孩子从小（两岁九个月以后）就深深被欲望和罪恶感的压抑所苦恼了，”史崔奇进一步指出，“来自亚历山大和拉朵两位医生的反对意见，都是非常情绪性和‘理论性的’。”毕竟，除了克莱因，没有人对儿童有任何了解。幸而，一个又一个人急着发言，为克莱因辩护。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站在她的一边，炮轰那两个黑不溜秋的匈牙利人”。
史崔奇又指出，在这个充满硝烟味的会议中，克莱因用来支持其论证的两个例子“非常出色”。事实上，“如果克莱因的报告无误的话，她的案例在我看来是非常有压倒性的。她将要到维也纳发表她的论文，而可以预期，她将会受到来自贝恩费尔特和艾希霍恩这两个没有救的小学教师的非难，当然也少不了来自那个煽情者安娜·弗洛伊德的非难”。史崔奇这番立场鲜明的言论，预示了克莱因在1926年移居英国以后所引发的那些她与安娜之间的激辩。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克莱因去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会变得热烈。就算那些拒绝追随她的创新理论的人，都会对她所开发来协助分析治疗儿童的游戏技巧感到入迷。她主张，游戏乃是让儿童透露自己的幻想，让分析师得以进行分析的最佳方法——往往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与她的批评者大异其趣的是，克莱因愿意尽可能坦白地对她的小病人解释他们的幻想的意义。但她并不只是个有想像力的临床专家，因为她在临床技术上的创新，部分是源于她在后设心理学上的创新。住在英国那些年间，克莱因对她的系统进行进一步的精密化，把伊底帕斯情结和超我的出现时间，推得要比弗洛伊德所认为可能的时间早很多。对克莱因来说，孩童的内在世界乃是一个破坏和焦虑幻想的大杂烩，充斥着暴力与死亡的潜意识意象。如果说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是自私的野蛮人，那在克莱因看来，儿童就是嗜杀的食人族。要是说有谁是对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主张及其意涵认真以待的，当非克莱因莫属。
然而，她对儿童心灵的那些假设，乃是偏离弗洛伊德和他女儿所认为可信的儿童心智发展时程表的。对此，弗洛伊德最初采取的是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克莱因的主张受到很多人的怀疑和反对，”他在1925年告诉钟斯，“至于我自己，则不是很有资格对儿童心理的事情发言。”不过两年后，他终于表明立场。在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中，他告诉钟斯，一直以来，他都试图在克莱因与安娜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因为一方面，克莱因最强烈的敌人就是他女儿，而另一方面，安娜的研究又是和他各自独立的。不过接着又说：“但有一点我是可以告诉你的，那就是，克莱因女士有关儿童的理想自我行为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也是与我的理论的所有预设相违背的。”他表示如果她能证明儿童“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要成熟”，自己无比欢迎，但又说那是“有极限的而且是无法证明的”。
梅兰妮·克莱因与安娜的理论争辩会激起更大的冲突，是毋庸惊讶的，至于弗洛伊德最终无法保持中立，就更毋庸惊讶了。不过，他的怒火主要是宣泄在写给钟斯的私人信件上。在这些信中，他放任自己使用了一些相当尖刻的言辞。他在信中除指责钟斯不应该策动一场对安娜分析儿童的方法的围剿，也挺身为女儿批评克莱因的意见辩护。除此以外，他也对克莱因等人指控安娜所接受的分析治疗不够彻底一事，大发雷霆（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敏感地带）。“试问，谁又是得到过彻底的分析的呢？我敢说，安娜所受到的分析，要长过和彻底过——比方说——你。”他否认自己把女儿的观点奉为神圣不可批评的；事实上，他说，如果有任何人试图封住克莱因的嘴巴，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他本人。但克莱因和她的盟友指控安娜所接受的分析治疗是规避了伊底帕斯情结的，则是太过头了，让他怀疑，这些对安娜的攻击，矛头事实上是不是指向他本人。
在公开的出版物里，弗洛伊德并没点名批评过克莱因。这种策略性的谨慎，反映出弗洛伊德知道自己对外应该保持一个大家长的风度，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纷争之上的立场。1935年，他为《自传研究》一文添加了一个新注脚，表示因为“克莱因和我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研究”的关系，儿童精神分析获得了强劲的推动力。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受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约束的克莱因主义者，而这些影响力，日后将会弥漫于英国、阿根廷和部分的美国精神分析机构。不过，这时候的弗洛伊德，并无暇对这些人开火，因为他要把能量集中在一些他认为更事关重大和更需要他介入的争论：如焦虑概念是否必须重新定义的问题、没有医生资格的分析师是否适合和胜任的问题，以及——最棘手的——女性性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