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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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日本少女漫画向女流文学的渗透(2)

显然,吉本芭娜娜等女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赢得了年轻人们压倒性的支持,无疑在于它们能够让读者们不必强装出阅读的态势,便能像欣赏漫画和动画片一样,轻松惬意地进入到作者营造的世界里。而这种效果的达成无疑得益于这些小说所具有的崭新叙事方式,崭新的文章感觉和言语感觉。忙碌的现代人没有太多的余裕来长时间地应对他人的内心世界,因而对那种过于袒露作者自己的小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毋宁说现代的读者更喜欢听别人淡淡地讲述他的感觉,而对过于沉重的话题不免退避三舍。无论多么高深的哲学,也无论多么宏伟的理想,一旦被过于庄严地讲述出来,都很可能会遭到读者的反感和厌弃。

我们知道,少女漫画之所以成了少女们最大的精神慰藉,从而成了少女们的《圣经》,就在于它不同于其他的文艺形式,不是从高处进行说教,而是站在少女的立场上,忠实于少女的感性,和读者们一起分享青春的梦想,平等地交流内心的秘密吧。它以密友的身份出现在读者的书桌上,实现着隐秘情报的互换,从而成了青春期少女最贴心的朋友。

桥本治在谈到大岛弓子的漫画《香蕉面包布丁》时,特别关注这部漫画的叙事方式②。他敏锐地发现,读者阅读这部作品,关注主人公衣良多桀命运时的视点,实际上是和漫画中的另一个人物——小枝子的视点重叠在一起的。而小枝子扮演的角色乃是衣良谈话的倾听者。换言之,衣良是通过小枝子来向读者诉说着自己烦恼的。主人公衣良是一个被食人鬼的恶梦魇住了的少女。衣良的父母觉得她想法怪诞,打算让她接受精神鉴定,并将最终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来决定是否接纳她,即是说,如果判定为不正常,他们将可以拒绝接纳衣良。可小枝子尽管对衣良的话语不胜惊讶,但还是无条件地接纳了衣良,并竭力寻找方法来解决衣良的烦恼。衣良对小枝子说的这句话显然具有某种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

“因为是你,我才说的……不过,我的父母是不会明白的。”

正像桥本治指出的那样,能够与主人公衣良共同拥有她内心意识的人,乃是小枝子,亦即漫画的读者们,而并不包括衣良的父母们。桥本治在这里把大岛弓子的读者规定为能够共同拥有主人公意识的人。或许不仅是大岛弓子的漫画,几乎所有的少女漫画都对读者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即他们必须是拥有共同意识、能够分享彼此秘密的少女或少女式的存在。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少女漫画必然在叙事语言和叙事角度上高度重视与读者之间的对等性和互动性。

②参见橋本治《花咲く乙女たちのキンピラゴボウ》河出文庫1984年P203。

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些少女漫画的读者面对小说的时候,也必然试图从中寻求同样的东西。比起“かたり”的文章,她们更加偏爱“しゃべり”的文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即是说,相对于向读者传达某种思想内容的“かたり”的文章,倒是向读者传达某种感觉或感性的文章,更能让年轻的读者们抱以亲近感。与其被人罗列一大通抽象的道理,不如对其他人感觉到的东西由衷发出“喔,的确如此”、“嗯,嗯,那种感觉我懂我懂”的共鸣,这是在少女漫画中培育了感性的当代读者们希望在文字中咀嚼到的快感。换言之,她们在现代小说中追求着那种伙伴们之间随意交谈的乐趣。

显然,年轻的读者们喜欢的是那种具备皮肤感觉,甚至散发出说话者体温的文章。他们追求的是那种与漫画的文字部分相近的言语感觉。我们知道,在漫画中,感觉用语和感情用语的表达是直接而坦率的,即便其中含有夸张的成分,也决不装腔作势,或是加以扭曲的克制。比如,“むかむか”(怒上心头)“くよくよ”(闷闷不乐)等拟情词等自不用说,就连在表现人受到打击的心理时,也喜欢使用“がーん”一类的拟声词。这无疑属于漫画最为擅长的手法。而且,漫画中还不时出现这样的情形,让整幅画格只用一个拟声词和拟态词来表现人物内在的心理或外在的行为。毋庸置疑,漫画对语言本身的创造力非常敏感,以至于与画面并存的文字部分也让人大有身临其境之感,并富于暗示性的力量。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漫画文字部分的影响下,诞生了“しゃべり”的文章。这种言语一下子就融入了读者中间,受到年轻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就像是倾听同伴的娓娓谈话一样来阅读着小说的文字。

而吉本芭娜娜的文章就是依靠这种“しゃべり”的文体来赢得年轻读者的。她那种总是与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从不强加于人的轻柔文体,无疑与当今这个时代的氛围一拍即合。当然,这并不单纯是一个文章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从不忘记与对他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尊重读者的感受,允许读者保持其独立性而又不忘“与读者共同拥有内心意识”的一种善意的结晶。就像伙伴间的谈话有着某种准则一样,“しゃべり”的文章也同样有着自身的准则。比如,在伙伴之间的谈话中,说话者不可能用一种“自己绝对正确”的口吻来教训对方,而更多采取的是一种商量的语气,一种唤起对方共感的方式。与此相同,“しゃべり”的文章最大的忌讳就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不强加于读者的柔和文体。或许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动用强烈的意志来解决人内心课题的时代了,相反,人们更多地采取了一边巧妙地实现自我的变容,一边柔性地应对各种事态的策略。因此我们可以说,吉本芭娜娜那种甘美而轻柔的叙事方式是与如今这样的时代风尚特别吻合的东西。

吉本芭娜娜那种“しゃべり”的文体特点还表现在大量日常口语的运用上。这一点也是新一代女作家们所共同拥有的特点。比如,出版了《色拉纪念日》这部1988年头号畅销书的女歌人俵万智,也是选择了平易近人的口语来忠实地表现自己的丰富感受性。而在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中也可以读到诸如“搬家太费事,需要花力气”之类的日常性口语。为什么给和歌吹进了新风的俵万智和小说界的吉本芭娜娜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日常性口语呢?

日本评论家古桥信孝曾分析道:“她们显示出这样一种态势:拒绝将感情和想法捕捉住以后再加以思想化,以便原封不动地去接纳那种感情和想法。”①我们不妨把这种感觉视为当今一代年轻人所共同拥有的东西。有人把现代社会称之为怀疑的时代,当一切既成的思想和价值观都遭到质疑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们——唯一相信的,便是自己的感性。而在文学上,新生代作家们也不再具有那种可以用一个词语便能概括起来的思想了。过往的文学已经丧失了重量和实体,蜕变成一种机械的符号,从而越来越背离了普通人的实感。而为了弥合那种间隙,忠实地再现自己的情感,以吉本芭娜娜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们否定了某些既成的文学术语,而大胆地向其他文化门类——比如漫画等——进行借鉴,引入了现实生活中的词语,并得心应手地使用着平易近人的普通名词和形容词,以及漫画中司空见惯的拟声词和拟态词。正如富冈多惠子评价的那样:“对于吉本芭娜娜来说,或许文学已经无法单靠过去的那样一种烹调法来进行烹制了吧。”②

①见古桥信孝《吉本芭娜娜和俵万智》 筑摩书房 1990年。

②见《海燕》1987年11月号。

总而言之,吉本芭娜娜等女作家们的作品无非是代表了极其普通的女孩子们那种极其普通的感觉而已。正如松本孝幸所说的那样:“(吉本芭娜娜小说)作为话语水平的新颖之处是被现代那种称之为‘普通’的无意识所支撑着,并化作一种表现而出现的。”③换言之,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中流淌着的,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瞬间里涌动起的那种与日常毗连一处的感性。把“普通”的感觉加以“普通”地表现,这种方法论打破了既成文学因过于考究而不免在表现上陷入呆板和造作的种种忌讳和教条。正是因为这种普通和平凡,她们的作品才会牢牢抓住那些业已不再对过往小说产生共鸣的同一代人的心。同一时期的那些畅销书并不是因为其个性化的特征,而是因其“普通”才登上畅销书榜的。这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当上一辈作家对日常用语进入文学作品还不能不望而生畏的时候,吉本芭娜娜却勇敢地将日常用语引入了自己的作品。不,对于这个深受漫画影响的作家来说,这与其说是勇敢和胆量的结晶,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同样接受了漫画洗礼的年轻读者们,成为她那种“しゃべり”文体的拥趸,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结局。

③松本孝幸《吉本ばなな論》 JICC出版局 P83。

固然,像吉本芭娜娜那样轻柔而稳健的文章的确很容易变成这个时代年轻读者的宠儿,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时而典雅,时而激烈,有着咖喱般辛辣感的文章,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它能带给我们一种在炎热的盛夏享用火锅般的快感。不用说,山田咏美的文章就具有这样的魅力。在“しゃべり”的文章风靡文坛的时代,山田咏美那种继承了太宰治、芥川龙之介等日本小说正宗传统的美文也同样吸引住了年轻的读者们。而且,山田咏美的文章充满了不同于“しゃべり”文章的另一种丰富感觉。这种感觉近似于充满野性的动物被磨练而成的敏锐感觉,以至于可以让读者身上潜藏着的动物般的感性在阅读的过程中被牵引出来。而这种时候,读者们显然不能不置身在思考与感觉的中间位置上。可以说山田咏美是最擅长于运用日语的写家,其巧妙的比喻和修辞散发出金属碰撞时的美丽火花。特别是她利用比喻的手法让语言获得了超出预想的灿烂光辉。

据说山田咏美在身为漫画家的时代,曾一边播放黑人的灵魂音乐,一边画画,为如何在漫画中表现灵魂音乐的美感和悲切感煞费苦心。在作品充满了音乐感这一点上,山田咏美和吉本芭娜娜没有什么不同。从她们的作品中,现代读者所感受到的,显然是一种近于音乐式的东西。在他们那种富于音乐性的文章里萦绕着一种痛切的旋律,不光文章中回荡着音乐感,甚至其小说场景的背后也流淌着音乐,让人感到总是有一种背景音乐隐隐约约地漂漾在小说中。联想到当今社会年轻人在CD、FM广播的盛行中所磨练出来的高度音乐性,我们不能不认为女作家作品中的音乐感也是其获得读者群的一大原因。从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女作家们那些融合了音乐和绘画等诸种要素的作品称之为“五感交汇的的文学”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山田咏美,还是吉本芭娜娜,都是依靠向现代年轻读者传达感性和感觉的文章而受到读者欢迎的。

大人的恋爱和少女的恋爱

正如在《少女漫画中的恋爱观》一章中所论述过的那样,70年代安保条约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恋爱表现越来越增加了激烈的程度,于是在读者中间出现了对那种过激的爱欲描写能够适应和不能适应的两大族群。就像漫画读者因此而产生了分化一样,小说的读者们也理所当然地凭着直觉来选取与其资质和性格相吻合的作品,于是,一部分人成了山田咏美小说的拥趸,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了吉本芭娜娜小说的铁杆读者。可以说,山田咏美和吉本芭娜娜在现代日本女性文学中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属关系。两者在某些方面非常近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又是富于对照性的存在。换言之,她们在漫画上的不同阅读爱好也反映在了各自的小说中。在漫画的影响下成为小说家的两个人都试图借助小说的形式来实现自己对漫画所抱有的梦想。也许我们可以说,山田咏美继承并发展了80年代漫画所开创的恋爱表现中的某种特质,而吉本芭娜娜则承继和发展了与此处于对立一端的另一种特质(参见稍后的文字)。读者们敏感地嗅出了其间的差异,从而选取了自己所喜好的作者和作品风格。显然,在喜欢的漫画和喜欢的小说之间有着不可小觑的连带关系。不能不说,现代文学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能对漫画表现与自己之间的相互影响视而不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