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道统”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第二辑·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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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论培养统治人才与其措施

韩愈认为治理国家要有人才,而人才依靠教育培养。他对于培《原性》。

养统治人才,提出自己的主张,并结合当时的学校教育制度,采取一些措施。他的主张和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德礼而重学校

韩愈忠于中央君主集权统治,但他没有把武力专政作为维护统治的惟一手段,而是主张把教育作为首要的政治工具,认为教育比其他政治手段都更为重要。他继承儒家重视德治的思想,他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礼,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按照儒学的基本政治学说,统治阶级管理人民群众,德礼和刑罚两种手段都不可缺少。而从实际政治效果来看,先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意识,让君臣父子的名分观念、仁义道德思想支配人民的行动,人民对封建统治会更加顺从,因此要实行德治,应该先德礼而后刑法。既然强调了德礼,也就必然重视以学校教育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二)学校任务为训练官吏

学校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是国家用以宣扬封建道德和政治制度天然合理的中心,又是训练能从事德礼教化的封建官吏的机构。

国家“崇儒劝学”,已选定用儒家的政治路线来指导国家,就应当设置学校,选拔学生加以训练,使他们成为能推行儒家政治路线的官吏。特别是中央官学,是补充官员的重要来源,应该选拔最优异的人才来加以训练,所以“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于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得齿乎国学矣。”要从《潮州请置学校牒》。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全国各个地方选拔最优秀的青年,集中于国学,加以训练,使他们成为劳心的君子,“皆有以赞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也。”如果缺少这样一批人,封建国家的统治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是一种历史教训。所以要大力培养一定数量的官吏,使他们成为推行封建礼教的骨干力量。最标准的官吏,应该是“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这些是忠心为封建统治效劳的臣子,“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他们的职责是把封建君主的政令推行到农工商等民众之中去。

(三)整顿国学

唐代经安史之乱,学校教育设施,特别是中央的国子监受到严重的破坏,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虽然也有人关心倡议恢复,推动朝廷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几十年间,只能勉强维持门面,实际难于全面恢复,不仅谈不上发展,而且积弊甚深,国子监不能发挥其培植人才以维护封地统治的职能。韩愈在唐穆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国子祭酒,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央教育机构首长的职责,要求对国子监实行整顿,以此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整顿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

1·招生制度他调查了学生来源的情况之后,发现学生的出身成分变化很大,认为存在着弊端,需加改革。他说:“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竟,未复本源,致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子产不毁乡校颂》。

《论今年权停选举状》。

《原道》。

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在社会经过动荡之后,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制定的教育制度逐渐松弛,社会风习、学习风气都变得更加重势利,而不重品学。贵族官僚子弟,养尊处优,凭藉家族权势,依靠门荫而当官,轻视学习。而工商子弟,则以钱财为贿赂手段,取得在学资格,以提高其社会地位,也打通了参政的道路。

学生成分的改变,影响了官僚地主对教育特权的占有,从长远来说,也将影响官僚队伍的结构以及贵族官僚享有的政治特权,事情关系不小。韩愈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建议对招生制度实行调整,稍微放宽入学的等级限制,而严格按新规定实行。如按《唐六典》原来的规定,太学须文武五品以上的子孙方可入学,现放宽入学的范围,八品官的子弟就可入学;四门学须文武七品以上之子,现也放宽入学范围,无资荫者,只要有才能艺业也可入学。按新的规定实行整顿,对入学资格认真审查,结果出现了“生徒官人以艺学浅深,为顾侍品,豪曹游益不留”。入学的等级限制虽然放宽,却排除了工商子弟入学,实际上仍然保护了官僚地主的教育特权。

·学官选任原来委派学官,“多循资叙,不考艺能”,是国子监积弊之一。因为只凭年资,不根据实际才能,所以有些不称职的人也就混在学官之中,无德无才,难于树立威望,不能以自身的榜样来激励学生。韩愈就任国子祭酒后,要求以实际才学为标准,按照严格的条件来选任学官,“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

韩愈曾亲自呈状,推荐校书郎张籍为国子博士,他列举张籍的条件是:“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

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

《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

林。”韩愈任职期间,国子监新增属官,一概拔用儒生。凡符合学官条件的人,受任报到后,必须经过考试认为合格,才能被正式委派为学官。这就防止了皇亲贵戚把国了监作为领取干薪的衙门。

3·改变学风首先是建立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定时进行教学活动,使死水一潭的国子监富有生气。特别是新选任的学官,对教学有较高的积极性,在国子祭酒的鼓励下,日集讲说。经常性的会讲,吸引着学生。

他们奔走相告,竞来听讲。他们议论国子监出现的新气象:“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师生研讨学问,形成新的风气。韩愈还提倡尊重学官,他认为学官应以道德学问为条件,不以出身相貌为条件,反对以门第寒微相貌不扬为由而排斥有道德有学问的学官。当时的国子监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表示对学官的尊重,扭转了不良的风气。如“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

(四)恢复地方学校

要使礼教遍及乡里,仅依靠中央的官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数量更多的地方学校。韩愈写《子产不毁乡校颂》,不仅是歌颂历史上郑国子产保存乡校,也是主张学习郑子产,吸取他提供的历史经验,“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其现实意义是要求重视地方学校的恢复。唐代在贞观、开元年代,地方学校有相当的发展,后来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地方学校转趋衰落。韩愈出任潮州刺史的时候,感到《举荐张籍状》。

李翱:《韩公行状》。

李翱:《韩公行状》。

远离中心地区的州学荒废日久,礼教未行,造成“闾里后生,无所从学”的局面,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扭转这种局面,凭藉州刺史的权力,下令恢复州学,首先要解决的是学官的人选,在当地寻访,请出进士赵德为州学领导,负责督导生徒。州学一时没有教学经费,他带头捐出自己的部分官俸充当经费,号召其他人也来资助。潮州州学在韩愈的重视和支持下复兴,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发展,从此相承不废。宋代苏轼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这说明潮州州学的复兴,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而推广礼教的结果,对维护封建秩序起了作用。

(五)在家庭教育中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人才,其道路是读书、科举、做官。

韩愈认为“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他在家庭中就教育儿子要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元和十年,韩愈获任知制诰要职的时候,写了《示儿》一诗,自己现身说法教育儿子,述说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经历:3年前一个穷书生,除了一束书之外,空无所有,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现在既有名也有位,居住是堂皇的府第,交往的是在朝的公卿大夫。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关键是个人要立志和勤学,“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其初。”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不立志和勤学,为自己创造前进的条件,就与庸人一样,哪能有今日的名位和财产、与公卿大夫的交游。他写诗劝告儿辈,从小就要立大志,要读书成名取高位。

韩愈在自己家庭中反复对儿子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元和十一年,他又写了《符读书城南》诗,用对比的手法,进行两种前途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韩文公庙碑》。

的教育,激励儿子将来不要做马前卒,而要做公与相,这首诗是他的家庭教育思想最集中的表露。诗中说:“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他承认儿童的学习能力,开始几乎是一样的,但后来由于有的有条件学习,有的没有条件学习,学习条件的差别,使他们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诗中又说:“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达去,不能顾赡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认为读书与不读书的人,差别越来越大,到了3岁发展的结果就非常悬殊。读书的人像龙一样出类拔萃,不读书的人像猪一样蠢笨无知;读书的人像超凡的神马,奔腾而去,不读书的人像爬行的蟾蜍,不值一顾;最终的结果是读书人能成为公侯将相,在深邃的府第中享受荣华富贵,不读书的人则成为马前走卒,让人鞭打驱使过着劳苦的生活。把天渊之别的两种发展前途,形象极为鲜明地摆在儿子面前,他的意图非常显然,就是借此激励儿子坚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全诗贯串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学问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决定因素,“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有了学问,农夫也可能成为公卿,没有学问,王公子孙也会落为贫民。

因此要儿子珍惜光阴,勤读诗书,博通古今,以为求取名位之资。

韩愈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点,宋人评论不一。陆象山、陆唐老诸人认为是以富贵利达的思想引诱儿童,不可取。黄震则认为“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反映实情,无可非议。以后,明蒋之翘则认为“此诗实可作村塾训言”。清人陈宏谋则将此诗列入《养正遗规》附诗之中。这表明,韩愈公然宣扬“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虽然受到某些理学家的批评,但他的教育思想确是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