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道统”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第二辑·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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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李翱继承了韩愈卫道的思想,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立志行儒家仁义之道的君子。

他批评当时的教育说:“俗尚文学,为学者以抄集为科第之资,入仕者以容和为富贵之路,曷尝以仁义博施之为本乎?由于经旨弃而不求,圣人之心外而不讲,干辩者为良吏,适时者为通贤,仁义教育之风,于是乎扫地而尽矣。”

他认为作一个君子关键在于“从道”。他说:“君子从乎道也,而不从乎众也。”所谓“从乎道”,即是立志学道和行道。而他所说的“道”,即韩愈所卫之道。他说:“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说:“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故君子非仁与义,则无所为也。”还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由此可见,李翱所谓的君子,即是对儒家宣扬的仁义道德,不仅要“学其言”,而且要“行其行”,不仅要“重其道”,而且要“循其礼”。说得通俗些,即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忠臣”和“顺民”。

他基于这样的教育目的,所以把儒家宣扬的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视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他主张“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乡党使之敬让,与之居则乐而有礼,与之守则人皆固其业。”这就是说,父慈子孝,乡党敬让,乐而有礼,安分守己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是必须认真学习和身体力行的。他认为“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矣。”

就是说,六经的要旨是教人明人伦。因此,他十分重视《诗》、《书》、《易》、《春秋》等六经的学习。但有一点应指出,他主张学习内容不能局限于六经,更不能只专一经而不及其余。他说:“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也。”意思是,只有博览群书,广采众说,则在学术上才能获得更深的造诣。这一思想是很可贵的。

此外,他完全拥护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他在《寄从第正辞书》中说:“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殁千余年矣,吾不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他断言文章不能视为一艺,而应该看做达到古人的“仁义之辞”,由读其词而得其心。他否定魏晋以来纯艺术的观点,但并不轻视文章的艺术性。他比他的老师韩愈更明确地提出了“文理义三者兼并”的理论。他说:“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他不仅强调文章的“义理”,而且注意到了“词工”,使内容通过更好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韩愈的“词与意迨”的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使文与道的关系更加明确了。这种理论不仅对当时的古文运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当时的教学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