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道统”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第二辑·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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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平活动(1)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河内南阳(今属河南孟县人。韩氏先世曾居昌黎,韩愈依祖籍自称昌黎人,后人亦称他韩昌黎。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后世因而称为韩吏部。逝后谥曰“文”,后代又称为韩文公。韩愈是唐代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韩愈生在一个世代官僚的封建家庭里。祖父韩睿素,为唐桂州都督府长史。父亲韩仲卿,做过潞州铜尉、武昌令,是一位政纪严明、使“奸吏束手、豪宗侧目”的地方官,后官至秘书郎。叔父韩云卿,做过监察御史、礼部郎中,“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在文学界负有盛名。长兄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

官至起居舍人,后贬韶州刺史。

韩愈3岁时,父母双亡,由兄嫂韩会夫妇抚养长大。他在《祭郑夫人文》一文中回忆说:“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他一生处在社会动荡不安的阶段,个人生活经历比较曲折,锻炼了他敢于进取、勇于奋斗的精神。

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5个皇帝执政的年代。安史之乱后,叛军的将领摇身一变,转为唐王朝的节度使,他们掌握武装,各霸一方,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是封建割据势力,是制造内乱的祸根,所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同分裂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地方割据势力在德宗当政年代尤其猖獗,公元781年,淄青镇、成德镇、《韩昌黎集科斗书后记》。

《柳河东集先君石表阴先友记》。

魏博镇诸将领因争传子制而举叛旗,山南、平卢节度也相继称乱;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叛;783年朱、李怀光又作乱,祸乱继起,无有宁日。朝廷依靠文臣武将的效忠,用尽气力,才平息叛乱,然祸根未除,不时萌发,危害国家统一。到了宪宗当政的年代,又相继出现刘、王承宗、吴元济、王廷凑诸藩镇叛乱,面对这些叛乱,如何处置,成为中心问题。韩愈主张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维护封建国家统一,消除割据势力,他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区分君臣名分,“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要求藩镇遵从朝廷命令,不可成为割地称王对抗朝廷的军阀。他在行动上也积极参与反对藩镇割据的斗争,曾助董晋平定汴州叛乱,助裴度平淮西叛乱,又曾奉命宣抚镇州,这些都是他维护国家统一的实际行动,体现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胆有识。

在思想文化方面要起到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保证稳定全国的社会秩序的作用,统治者手中的思想武器不外是儒、佛、道。佛、道虽然在控制人民思想方面为封建制度服务,但它不事君父,不当兵不纳税,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却带来危害。统治者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感到要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必须调整儒、佛、道的关系,提高儒学的地位。韩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社会需要,认为国家要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支柱,大力提倡忠君孝亲,他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挺身大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他坚决倡导排斥佛教道教,重点是反对佛教。他反对宗教主要的理由有三:首先,从经济方面指出弊害,由于宗教提倡出世,僧侣道士不农不工不商,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成群的人吃白饭,耗费社会财富,是造成人民贫穷与社会动乱的根源;其次,从政治伦理方面指出弊害,佛教只强调个人的修行,抛弃一切社会义务,“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韩昌黎集原道》。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再其次,从社会文化传统方面指出其弊害,佛老之道是弃仁与义,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仁义之道贯串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这是一幅封建社会秩序的蓝图。佛教是“夷狄之一法”,各方面都与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相违背。韩愈面对着巨大的宗教势力,主张采取强制性的政治措施,勒令僧众还俗,焚毁佛教经卷,没收寺院财产。

这种主张,代表了世俗地主的经济利益,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

唐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需要,为了宣扬儒学以反对佛教,要求改革齐梁以来四六排比的骈体文,采用接近口语的散体文,逐渐兴起了与骈体文相对抗的新古文运动。陈子昂是新古文运动的先驱,后继者有肖颖士、元结、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使新古文运动获得开展,但要取得胜利,需要更有力的推进。韩愈领导了唐代中期的新古文运动,他提倡以儒学作为新古文的思想内容,革新文体,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散文作品,他和同时代的柳宗元协同把新古文运动推向高潮,使散体文终于取得压倒骈体文的胜利,从而使唐宋古文得到了发展。

这些政治的、思想的、文学的活动,都和他的教育活动相互交错,并影响他的教育活动。

韩愈的一生,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原道》。

《原道》。

第一阶段从出生到5岁,即从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到德宗贞元八年(79年),主要是求学与应举。

韩愈在其《上宰相书》中自述“七年而学圣人之道”,可见他七岁开始读儒家经籍。他对学习发生浓厚的兴趣,表现出超常的才能,能“言出成文”。他随长兄韩会赴任至京师,离开南阳故里,在长安居住了3年。曾自称:“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在学习上颇为勤奋。

大历十二年,韩会因故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时方1岁,随兄由京师迁至岭南贬所。不及一年,韩会病故,遂又随嫂北归河阳。

建中、贞元之际,封建割据者引起战争,中原不宁,为避战火,韩氏家族百余口南迁至宣城,其地有“韩氏别业”,韩愈在此度过少年的一段时期。他开始发奋求学,《旧唐书韩愈传》说:“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后来他回忆说:“念昔始读书,志欲干王霸”,他已立下远大的志向,将来要干一番事业。他依靠韩氏家族供养生活,日以攻读儒家经书为事,不识耒耜耕获之勤。他的记忆能力甚好,可以日诵记数百千言,知识积累多了,岁便能写文章。

韩愈除了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之外,还重视博览百家,特别喜欢西汉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青年时曾从独孤及、梁肃之徒游学。《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因受独孤及、梁肃的影响,特别重视钻研古文,从中不仅留意古今兴亡得失,总结历史经验,并且结合考察社会现实问题。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他当时是一位既重视吸收历《皇甫持正文集韩文公墓铭》。

《游箴》。

《岳阳楼别窦司直》。

史经验,又关心社会变化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勤奋地研习古文,潜心古道,在青年时期奠定了一生的学问基础。

韩愈岁时,意识到自己不能依赖家族,而要负起对家族的义务,因而自江南入京师寻求出路。“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因诣州县求举。”在唐代重科举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他开始参与竞争性很强的进士科考试,以不成功不罢休的气慨投入竞赛,自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宫”,在贞元八年(79年),年已5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试,实现了进士及第的初步目标,取得了参与选官考试的资格。

第二阶段从6-8岁,即从德宗贞元九年到顺宗永贞元年年),主要是求仕,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开展了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

进士及第的人,按当时的制度,只是取得参与选官的资格,要由中央政府实际派任官职,还要应吏部的考试。为了实现进一步的目标,从6岁开始,他连续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考试,均未获选。

考试不顺利,连一个九品官也做不成,没有俸禄作为经济来源,虽有进士之名,“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緼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被人讪笑,生活陷于困境。他认为出路仍在于求仕,于是以文章为社交手段,求知于权贵之门,曾三次上书宰相,显示才华,表白抱负,诉说眼前生活窘迫,乞求提拔录用。当时宰相贾耽、赵憬、卢迈未加同情,置之不理。韩愈极为感慨地发出不遇时之叹:“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贞元十《答崔立之书》。

《上宰相书》。

《上邢君牙书》。

《上考工崔虞部书》。

《感二鸟赋》。

一年,他离开长安东归洛阳,到地方上谋求政治出路。他自称“其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矣。”求仕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生活来源问题,亦是为了实现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