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1020-1077)，宇子厚，因定居陕西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他是宋代着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理学的先驱。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产生了直接影响，而朱熹的道学(或称“理学”)和张载的理学观点亦有继承关系。
张载哲学思想的主流和最可贵的地方是“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是探讨宇宙的生成和运动变化问题，即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运动变化的？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就是“太虚”，它是无形的；但“太虚即气”，它由“气”生成，并非空虚无物的性质。所以“太虚”为万物之源，“气”乃万物产生的基因。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的最初本源，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
关于宇宙运动变化的问题，张载首先肯定宇宙是运动不息的实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参两》)“气”本身就是有聚有散、不断变化运动的状态。其次，张载认为宇宙能够运动变化的原因是在于“气”自身具有“浮沉、升降、动静”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一物两体，气也。”(《正蒙·参两》)宇宙的本体是“气”构成的，但气不是凝固不变的止息状态“气”之为物包含着矛盾的统一状态。“凡环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参两》)这里不但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还具有初步的辩证法观点。张载还认为宇宙现象的变化有它的规律性，有一定的秩序。《太和》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动物》篇云：“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这都指明了宇宙间各种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杂而无章的，而是有它的规律性的。
但是张载的哲学思想也有它自相矛盾、不彻底的地方。
张载的教育思想，继承了儒家孔孟的说教，就道德修养问题发挥了唯心主义的尽心，成性立论，为理学教育奠定了基石。
《经学理窟》是张载的重要的理学教育着作，这部着作分“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上”、“学大原下”等十三篇。张载的其它着作也有关于教育的论述，这些和《经学理窟》共同构成张载的教育思想体系。
1.人性论与教育张载从元气本体论谈到人性问题，认为气有清浊，“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正蒙·太和》)“形而后而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他把抽象的“天地之性”与具体的(即人的)“气质之性”对立起来，从唯物主义滑向唯心主义。并且提出“圣人”是能“尽性”者(尽天地之性者)，一般人便须不断改变“气质之性”，逐步复归于“天地之性”。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天地之性”才是纯全至善的境界。张载这种人性论与他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为理学教育提供了理论根据。
2.论教育目的作用张载从他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在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义理》认为；“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经学理窟·气质》认为：“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因为“气质之性”是罪恶之源，只有“天地之性”才是至善境界，教育作用就在于变化或移易“气质之性”而向“天地之性”靠拢。在张载看来，变化气质的途径是“知礼”、“守礼”“礼即天地之德也”，“凡未成性(指天地之性)，须礼以持之。”(《经学理窟·礼乐》)“礼”与“成性”的必然联系就是如此。再深入分析下去就是：“礼，天生自有分别，人须推原其自然。”(《经学理窟·礼乐》)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是千差万别的，虽同出于“气”
但“理一分殊”。所以“礼”也是“天地之性”的体现，“知礼”，“守礼”
即为复归于“天地之性”的主要途径。张载从宇宙本体论演绎为人性论，又从人性论伸展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张载的教育思想，其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学如“圣人”。“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正蒙·中正》)“圣人”是天生的“学必如圣人”是后天培养的。张载的教育目的论，有神化“圣人”的性质，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色彩。
3.论学习内容《经学理窟·义理》篇有张载关于学习内容的论述：“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理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之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至如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可知张载要求的学习内容是《论语》、《孟子》、《诗》、《书》、《中庸》、《大学》、《礼记》等儒家着作。他认为“《家语》、《国语》，虽于古事有所证明，然皆乱世之事，不可以证先王之法。”(同上)张载着重孔、孟“义理”之学，只主张“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同上)而对于其他书籍，如一般史书和医学书籍，他都不甚重视，认为史书“见得无可取，则可放下。”“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同上张载如此推重“义理”之学是与他的教育目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杨皆不能知。”(《经学理窟·义理》)故主学者须“立天理”，“天理”即“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
(《经学理窟·诗书》)“天理”“义理”的精髓就是“存心”、“尽性”。
这样“义理”之学，与变化气质之性、复归天地之性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因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如圣人”的教育目的。
另外张载推重“义理”之学，与他感到儒家道统已中绝，必须“为往圣继绝学”是大有关系的。张载提倡“立天理”，推重“义理”之学是为了继承孟轲以后已经中绝的儒家道德。
4.论教育和修养方法关于教育和修养方法，张载谈到了下面几条(1)勤学博文，以求义理。《经学理窟·气质》篇说：“孟子亦只言存养而已。此非可以聪明思虑，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这意思是说：聪明思虑之力并不能得到存心养性的功夫通过“博学”，可以从中求得义理。《义理》篇说：“勤学所以修身世博文所以崇德也。”“学愈博则义愈精微”，“矫惰为勤，方是有功”。
且“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
(2)矫恶为善、游心于义理之间。张载认为：“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方是为功”(《气质》)，强调后天的自我修养。认为“知”虽重要，“行”更为重要，“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于不知矣。”
“变化气质”是一个不断“矫恶为善”的过程，必须“思虑不违是心，”
“拳拳服膺、出于牵勉”，“游心于义理之间”(《气质》)。要达到“游心于义理之间”，就要做到“居仁由义，心和而体正”(《同上》
戒慎“灭天理而穷人欲”(《义理》)。
(3)虚心一志，尽性寡欲。张载认为，变化气质与虚心一志有密切的关系，要想真正变化气质，就必须“虚心”，“一志。”正如《经学理窟·学大原上》所说；“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较易见，当为不当为之事自知。”“虚心”是不为私欲所蔽，不为外物所役，平心静气衡量是非；“一志”是不易其志，不为“气”所使。《正蒙·至当》云：“志大则才大，事业大。”《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云：“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
尽性寡欲在修养方法上和虚心一志同样重要。“尽性”是和“寡欲”相对立的，《经学理窟·学大原上》认为：“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者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人欲不但蔽窒天理，为“尽性”的障碍。
同时，“人欲无厌，而外物有限”(《学大原下》)，节制人欲又是社会实际生活中的迫切需要。
以上三个方面大致可归为论修养的方法，在教育方法上，张载也有他很可贵的教育思想(4)尽人之材。张载认为：“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
(《张子全书·语录》)他认为每个人是差异的，“人与动植之类，已是大分不齐，于其类中又极有不齐。某尝谓天下之物无两个有相似者。
至于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声音形状莫有相同者。”(同上)正因为看到了个性差异，张载主张教人必尽人之材，尽人之材的做法就须从实际出发，这样才不致“误人”。
(5)求其有渐。在认识到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张载注重从实际出发，在教育中注意教育过程是个积累渐进的过程，所以他说：“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语录》)要求教育者不要急于求成，对于学生不要求全责备，《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说：“人岂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责之？须求其有渐。”同时，他充分注意到教育内容的可行性和教育对象的可接受性。
5.学习态度和读书方法首先，他认为学习要谦虚而不自满，“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可也。所知多则不自强满。学然后知不足；有若无，实若虚，此颜子之所以进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如果不自满，就会使自己好问求知。不懂装懂，是学习的大敌，“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
故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也。”(《性理拾遗》)他认为“人多以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同上)要做到不耻下问，关键在于“学者当无我。”(《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者的毛病就在于“不知求是为心”(同上其次，他提出“学则须疑”，《学大原下》篇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则何尝有疑？”“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则须疑”
是一种很可贵的教育见解，是符合教育规律，有益于发挥思考、发展智力的重要命题。
再次，他注意到记诵对思考的重要意义。《经学理窟·义理》
云：“经籍亦须记得。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书须成诵。
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这种见解是比较符合心理学的规律的。
6.论“意乐”之效与教学相长张载注意到心理情绪的好坏与学习的得、失的关系，《经学理窟·义理》云：“有急求义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得。盖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急求义理”，心情紧张就不会得到好的学习效果；反之在闲暇中从容地体会，则易得到。对于教学相长，互相取益《义理》说：“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已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以坏人之材为之忧，则不敢堕，四益也”。这种积极的教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可供我们今天借鉴。
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张载的教育思想中也有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他毕竟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许多教育思想是包含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他的教育思想的许多矛盾的产生也就不是偶然的。比如在认识论上，他一方面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正蒙·大心》)“人谓己有知，由耳目受也”(同上)。表明他认为知识是由感官接触外物而得来，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可同时他又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同上)，这样“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就处于矛盾对立中。张载有他自圆其说的理由：“诚明所知乃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也就是说，“闻见之知”是“小知”，“德性所知”(即天德良知)”是“大知”，可贵的还是天赋的“良知”。这显然具有机械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割裂认识论中各种因素的有机联系的机械论和唯心论和他的“穷理”
的目的大有关系，“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心，所以欲其尽也。”(《语录》
和他的自我矛盾没有统一的哲学思想相联系的教育观点是“博学见闻”“闻见之善”与“尽性寡欲”，“游心于义理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说明张载的认识论和教育思想还有很多不科学和不完善的地方。
张载的哲学思想为理学的完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中的许多成分也为朱熹等人所继承和发挥。
周礼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问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必非周公之意。盖盟诅起于王法不行，人无所取直，故要之于神，所谓“国将亡，听于神”，盖人屈抑无所伸故也。
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盖山僻罕及，多为强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诅于神，其间又有偶遭祸者，遂指以为果得伸于神。如战国诸侯盟诅，亦为上无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专使巫者视之，且十人间有五人自安，此皆为神之力，如周礼言十失四已为下医，则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
则盟诅决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礼。诗云：“侯诅侯咒，靡届靡究”，不与民究极，则必至于诅咒。
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犹可用于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伤旧主者死，军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观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轻视其死，使之足，亦必惧矣。
此亦仁术。
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看得。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方必不能得也。
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惧，不可思议，及在后则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谓死，虽奴隶灶间岂不知皆是空！彼实是小人所为，后有文士学之，增饰其间，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书文之，故其书亦有文者，实无所依取。庄子虽其言如此，实是畏死，亦为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万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价，收滞货，禁争讼，是决不阙。故市易之政非官专欲取利，亦所以为民。百货亦有全不售时，官则出钱以留之，亦有不可买时，官则出而卖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道其所滞而应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盖人无敢据土者，又须使民悦从，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
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不过封与五十里之国。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土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贵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术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毁民庐舍填墓，但见表足矣。方既正，表自无用，待军赋与治沟洫者之田各有处所不可易，旁加损井地是也。百里之国，为方十里者百，十里为成，成出革车一乘，是百乘也。然开方计之，百里之国，南北东西各三万步，一夫之田为方步者万。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会东西三万步之长，则为方步者三万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则百里之地得九万夫也。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乘计之，凡用七万五千人，今有九万夫，故百里之国亦可言(十)〔千〕乘也，以地计之，足容车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尽，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间有山陵林麓不在数。
“而不征”，者犹今之地基钱也。盖贮物之地，官必取钱，不征者，不税敛之也。“法而不”，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与不，亦观临时如何，逐未者多，则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也。
即使为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尽，必有常限，其馀必归诸天子，所谓贡也。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贡；贡者必于时享，天子皆庙受之，是“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之义。其贡亦有常限，食采之馀，致贡外必更有馀，此所谓天子弊馀之赋也。以此观之，古者天子既不养兵，财无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荣之道。后世乃不肯行，以为至难，复以天子之威而敛夺人财汲汲终岁，亦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