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是理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又是北宋时期着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宋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张载(公元1020年-1077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世为仕宦之家。祖父张复，仕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后赠司空。父亲张迪，仕仁宗朝，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卒于涪州任上，因当时诸子皆幼，不能返归故里，遂全家侨居陕西凤翔县横渠镇南大振谷口。张载自幼生活在这里，又长期在此讲学授徒，故世称横渠先生。
横渠镇地处关中地区，直接面对西夏虎视中原的形势，素有“风土厚”、“气节着”的传统风尚和文化素养，尤其是华阴申颜、侯可二人，“以气节自喜”，“笃志为学，祁寒酷暑，未尝废辍”，他们提倡“博物强记，于礼之制度，乐之形声，诗之比兴，易之象数，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算之学，无不所究”，并以讲学授徒为己任，“主华学之教者几二十年”，“自陕而西，多宗其学”。虽然张载与申、侯无直接师承关系，但此种学风对张载的成长有重要影响。所以，黄宗羲说：“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
张载幼年入学读书，志气不群，深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夺”，倍受父亲的赏识、器重。少年丧父后，能自立为生，兴趣极广，无所不学。人焦寅，喜谈兵事，张载很悦其说，两人交往甚密，共同议论用兵之道。当时，北宋西北部常遭西夏骚扰。康定元年(公元年)，朝廷派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主持西北地区军务，抵御、防范西夏的进犯。二十一岁的张载，准备联络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以实现其报效朝廷的宏愿，遂上书范仲淹。范仲淹认为此人可成大器，开导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勉他研读《中庸》。张载读完《中庸》，虽有所得，犹未以为足，于是又访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自认为无甚收获，便又转向儒家经典，研读六经。张载对《易》十分重视，钻研极深，所得颇多，三十五六岁，到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张载以其出众的才学，在关中已颇负盛名。文彦博任长安通判时，“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以优厚的礼遇请他任长安学宫教授，深得士子敬重，纷纷效法。
据说张载在京师讲《易》时，适值程颢、程颐至京师。张载与二程有亲戚关系，二程的父亲程是张载的表兄，二程称张载为表叔他们之间关系甚密，来往颇多。此次在京师相会，“共语道学之要”
重点探讨《易》。据《宋史·张载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从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座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此说出自原为张载弟子后投奔二程的吕大临之手，显然是有意夸大了二程对张载的影响。事实上，张载与二程确曾一起语道论学，但断定张载曾师事二程却有违事实，这一点二程也曾明确否认。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说张载见二程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曾驳斥说：“表叔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后来吕大临将此语改为“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二程对张载是很敬重的，特别称赞他学而不杂，重视礼教。程颢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程颐也说：“子厚之为人，谨且严，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则宽宏舒泰有不及也。”比较而言，程颢比程颐对张载的评价更高些。
张载对二程思想有重要影响，二程从张载那里吸取了不少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命题。张载与二程又有诸多分歧，集中表现在“理”与“气”关系上，张载是不甚彻底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二程却是极彻底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张载与二程的异同，反映理学初创阶段的发展历程。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张载三十八岁，登进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在云岩任内，“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十分重视社会教育，“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教育，并能尽职尽责，深入下层，了解实情的。其时京兆尹王乐道曾聘请张载掌郡学，张载“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
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表明他办教育的宗旨强调以德育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反对为应科举、求利禄而学习，并受到不少人的拥护和响应。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张载已满五十岁，御史中丞吕公着举荐张载，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当时，宋神宗正拟“登用大臣，思有变更”，遂接受吕公着的建议，召张载入廷，问以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张我载以“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为由，表示“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神宗遂命他任崇文院校书，以备咨询。不久，张载会见执政王安石。张载对王安石在学术上曾极称道，但对其推行变法，却持保留态度，他说：“世学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于书(指王安石的《周官新义》)，吾辈治之于己，圣人之言庶可期乎？顾所忧，谋之太迫则心劳而不虚，质之太烦则泥文而滋弊，此仆所以未置怀于学者也。”这正是张载不愿同王安石合作的原因所在。
张载辞官归里，隐居横渠，一面更专心攻读六经，从事学术研究和着述，一面收徒讲学，致力于教育活动。《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专心致志、勤苦治学的情形：“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教授生徒也竭心尽智，发扬“诲人不倦”的精神，感人至深，“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
其所至必访人才，有可语者，必叮咛以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是时，张载家境已相当清贫，仅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人不堪其忧”，他却“处之益安”，大有颜回身居陋巷，箪食瓢饮，苦学不倦，乐而忘忧的精神，“故虽贫困，不废讲学。”更以微薄之力，资助无钞读书的青年，“门人之无赀者，虽粝蔬亦共之”，更体现了他献身教席、热爱学子的精神。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秋，张载五十七岁，他收集自己一生言论，选其精华，着成了《正蒙》一书，传给其门人苏，并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希望弟子能进一步继承发展自己的学说和精神。苏遂依《论语》、《孟子》体例，为之编定章次，共为十七篇。这是至今保存完整的张载的一部力作，也是研究张载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因吕大防的推荐，张载再次被召入朝，任同知太常礼院，张载致力于依古礼，严郊庙之礼制。因与礼官意见不合，身患重病，再次辞官西归。过洛阳时，又与二程会见，讨论了许多学术问题。(讨论的内容，由门人苏记录整理，载于《二程遗书》中，题为《洛阳议论》。)可见，张载重病在身，仍孜孜于学问。
但不幸，辞别二程归里，途中病情加剧，死于临潼，终年五十八岁。当时，张载家中已是“囊中索然”，无力收敛，由门人集资置棺，奉其丧还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学术、讲学、着述中度过的。他的思想和活动，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从学者甚众，一时门生云集，颇有声势。以他为核心，在北宋时期是与濂(周敦颐)洛(二程)及“新学”(王安石)三家鼎峙的一个重要学派——关学。有人把理学分为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关学也是一个重要学派。张载在多年的讲学活动中，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弟子，据《宋元学案》的《横渠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和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张骥《关学宗传》等文献记载，张载的主要门生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以及苏、范育、薛昌朝等，受学于张载的还有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此外，晁说之，蔡发在关中，也曾“留心横渠之学”。
《宋元学案·景迁学案》。
张载一生着述甚多，重要的有《正蒙》、《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解》等，除《正蒙》、《易说》尚完存外，其余多已散失。
此外，还有《张子语录》、《文集》、《经学理窟》，有的传误甚多，有的残缺不全。这些着作，大部分是他讲学用过的讲稿，是我们研究张载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依据。张载的着作，历代刊印，版本很多。
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张载集》，比较完整、信实，可供研究参考。
朱嘉编写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也保留了不少张载的言论，也可做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