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向国家的统治者--英国议会提交了意见书的人们，或希望能被个别接见的人们，都已表达了他们对国计民生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开始就是怀抱高尚目的而作出这种努力的，尽管不无各种考虑，但始终内心坚定，毫无动摇；有些人怀疑能否发表；有些人忧虑意见将得到何种裁决；有些人怀抱希望；有些人自信言论正确。至于我在这次提案中提出的有关问题，很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我在自己最先发表的意见，即现在的讲演中，已表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这篇讲演所表达的人们的要求，以及我对这篇讲演所作的努力在我的内心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感情，使我作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场白，虽然我事先并未反复推敲，但如果我的讲演能给一切希望和促进自己祖国自由的人们带来欢乐和欣慰，我是无可指责的；整个讲演如果不能作为胜利纪念的话，就是一个宣言。因为现时的自由不是我们期望的自由，似乎在这个国家里不应当有忧虑和不安，似乎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万事大吉，人们毋需期待；只有当朝野上下怨声载道的时候，才认真考虑，仓辛矫弊，敷衍了事，如此才算是达到了自由的最高限度，这就是聪明人所期望的吧。对上述情况，如果我现时用自己的声音说明：虽然现时我们国家的状况已大有改善，但是危险可怕的暴君政治和迷信仍然是我们制定政策原则的根据，真有本文写于1644年，是仿效古希腊演说家伊苏克里特的方法，把讲演内容写成书面发言递交国会的。它在弥尔顿的散文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的杰作之一。
点儿象恢复罗马帝国的那种劲头儿，不，简直是超过了；这首先应归功于上帝--我们的救世主的有力辅佑，其次应归功于你们--英国上院和下院的先生们的殚精竭虑的指导与抱残守缺的智慧。当人们谈到善良的人们以及身价非凡的执政官员们的高尚行为时，上帝的光荣竟因此而蒙受损失，这实在是大出上帝意料之外的事情；在你们作了如此之多的值得歌功颂德的事情之后，并且因为你们取之不竭的美德给国家以如此之多的恩赐之后，我仍然是那些最迟钝的、最不愿意给你们唱赞歌的人们之一。在这里我必须说明三条原则，没有这三条原则，一切赞誉之词都不过是逢迎拍马，阿谀奉承而已。首先，被赞誉者必须是确实应当受到赞誉的人；其次，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或事实可以证明，被赞誉者是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再次，赞美的人必须用事实来证实他的褒扬并非奉承。就前两点来说，我到目前为止是在挽救一些蠢物，这些人极力以委婉的言词来修补你们功德的漏洞，用一些淡而无味的恶意奉承为你们涂脂抹粉。至于最后一点我是要解释的；我所赞誉的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保持了沉默，因为他对于高节洁行固然极力褒扬，而对于本来可以挽救的缺点也敢大胆承认，毫无隐讳，他的崇高的感情和希望就在于诸位先生的进步。
他的最高赞誉既非奉承，而他日常的忠告便是一种赞誉；在此，我可以肯定，如果你们撤消了某一条被我指责的法令，非但国家因此受益亦是真理与知识之光辉所致，这样就能为你们这个温和平等的政府增添几分光彩，平民百姓也会因此受到鼓舞，他们以为你们欢迎公众的建议，远远胜过那些直到今日为止还只是喜欢众人奉承的政客。
当人们看到你们精心泡制的选举法的条款充满了限制人们选举权的例外之时，你们得意洋洋，因为在这方面你们已经取得胜利，你们已经成功。这种对人民选举权利的限制，较之其他朝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个法令除了使富有财产的人们稍微显示一下财富的优越性之外，毫无纪念价值。一旦突然宣布，只能招致人们的厌恶，但人们毕竟从此看到了三年一开的议会是如何地慷慨大方，议会毕竟与那些充满嫉妒而又趾高气扬的牧师与顾问不同啊，(议会顾问最近被取消)。上院下院的诸位先生们，如诸位先生的文明礼貌与伟大气度对本人有所裨益的话，按照诸君颁布的法令，我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为自己辩护；如果有人认为我是标新立异，攻击诽谤，那么这些人可能不知道诸君模仿希腊人的文雅温厚，远远胜过推崇匈奴人与挪威人的威严残暴。在那个时代正由于我们得到了希腊人的文雅智慧和字母的帮助，才幸而没有落入哥特人和朱特人的野蛮行列，我可以举出这个人的名字，他在家里写交给雅典议会的意见书，劝告他们改进已建立起来的民主形式。在那些岁月里，精于学问和能言善辩的人们受到尊重。不仅在他们祖国是如此，走到其他国家也同样，要是他们在公众场合讲演时对国事提出意见，全市百姓和达官显贵们都会洗耳恭听，十分尊重。因此，底昂·浦鲁塞斯作为一个民间演说家、初次来到希腊就劝告罗得岛上的人们去掉从前的法令；如果我在这里加进其他例子似乎是多余的。但是一个生活在北纬五十二度上的人，天赋并不算最坏，终生勤奋致力于学问，譬如象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必然要被贬低，我没有被认为是任何一个享有建议权力的人，诸位先生认为你们比古希腊那些接受意见的执政者要高出一等，我自信我绝不会被人们认为比古希腊那些有学问的建议者低一个等级。
诸位上院和下院的先生们，你们究竟能超过他们多少，这就要看诸君能否以慎重负责的精神承认和服从理性的声音，不管这种声音是来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倾听这些意见能否使诸位先生撤回任何由你们自己制订的法案，或你们的先行者制订的法案，这就是最大的考验。
如果诸君现在确认我以为诸君未曾虚心听取意见是伤害了你们，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向你们提供一个恰当的例证，以证指伊苏克里特(公元前436-前338)，雅典十大讲演家之一，苏格拉底的学生，着名的史学家。他的讲演都是写成书面发言用以宣读的。雅典与腓力浦二世之战失败后，他自杀殉难。
明你们的确热爱真理，这是你们公开承认的，证明你们大公无私，绝不偏袒自己，这个例证就是我反复评价过的，诸位先生颁布的调整出版法令。这个法令规定：今后出版的任何书籍、小册子、文学作品都必须是经过首次检查得到许可或认可的，或者最低限度是指定出版的上述任何作品。我并不触及有关公正地保证个人版权的问题，以及为贫者提供必需品的问题，我只希望这两条不致变为迫害诚实的人们和受痛苦的人们的借口，而这些人从未触犯过两个特殊法令中的任何一条。关于出版许可的一些陈旧条款，我们认为是应当和它的姊妹法--旧教会关于租赁与婚姻的规定，以及旧教制度的寿终正寝而一同消亡了。我现在向诸位提出忠告，第一，这个法令的草创者就是你们自己，而你们不愿承认；其次，不管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读书意味着什么，也不管人们读什么书，这个法令对于压制煽动叛乱的、诽谤中伤的、你们意图压制的书籍毫无作用；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个法令可能会在窒息真理，贬低知识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不仅使我们已经获得的能力退化、迟钝，并且能阻止或排除人们在宗教和人民智慧方面的发现和创造。
我并不否认，国家和教会对一些贬低书籍本身价值并且也贬低人的价值的书籍应当警惕，这是一件大事。此后应当限制、禁止某些书籍，甚至对这类书籍作出极严厉的判决，判定出版其为犯罪；因为书籍本身并非是绝对没有生命的东西，而在它们本身蕴含着一种潜在的生命力，好象它们的灵魂能够滋生繁衍一样，也就是说它们在一个容器里贮存了孕育他们活的知识的最纯粹的精华和功能。我知道它们正如神话中的龙齿那样活跃和富于生育能力；撒下种子，会在适当时机产生武装起来的人。但另一方面，如果对书籍不采取谨慎持重的态度，扼杀一本好书就等于杀死了一个人；杀死一个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模仿上帝的形象，但是扼杀一本书则是毁灭理性自身，是毁灭上帝自身的形象；在人们的眼中正是如此。许多活人不过是行尸走肉，徒然增加世界的负担；但一本好书是主的精神的宝贵的活的血液，它珍藏着生不朽的生命之外的生命。事实上没有一个时代能恢复已经失去的生活，也许我们谈到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生活中并没有重大损失；而以往的革命时代也往往不能恢复因真理被摈弃而带来的损失，由于真理被摈弃，整个国家已日益沉沦。我们应当谨慎，我们以什么样的迫害加之于平民百姓的有生命力的劳动成果，我们怎样毁坏了人们在书籍中保留和积累起来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很可能看到自杀的悲惨局面，有时候是个别的壮烈殉难，但如果扩展到整个思想领域，那就是大规模的屠杀，实行自杀的结果不是毁掉人们的物质生活，而是毁坏第五原素，毁掉人们呼吸的理性空气，与其说是毁灭生命，毋宁说是毁灭永恒的真理。但是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在反对出版检查的同时，又在介绍出版检查的方法，因而把罪名加在我身上，我还必须加以说明，我并不否认这种痛苦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但是检查出版物的办法是从中世纪制裁异端的法庭里溜出来的，一些牧师抓住了这个法宝，我们国家教会的长老也抓住了这个法宝。
在雅典，书籍和智慧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大。但官方似乎只注意到两种书：侮慢神明的诽谤或无神论的书。所以普罗塔哥拉的书被最高法庭判决焚毁，而普罗塔哥拉本人则被放逐，因为他承认在和别人的对话中说过，他不知道有神还是没有神。针对诽谤，法令规定对任何人的指责都不能指名道姓，就象雅典学派的喜剧方式那样，如此，我们就可以猜想他们是如何谴责人身诽谤的了。这个措施，正如西塞罗描写的那样，很快地使其他无神论者噤若寒蝉，收敛起他们那敏锐的智慧，使公开的诽谤销声匿迹。对于其他学派：或倾向于肉欲享乐，或否认神明的启示，他们却不太理会。因此我们并未因从历史书籍中读到诸如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昔勒尼的自由放任，或犬儒学派的傲慢无礼等。而受到法律的过问。
历史记载也并未表明古典喜剧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尽管这些戏剧是禁止演出的；柏拉图把阿里士多芬作品中最放荡的部分介绍给皇族学者狄奥尼萨斯，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如果神圣的克里索斯塔姆，正如记载所述，在夜里偷读了同类作家的许多粗俗的作品，而以自己的艺术才能使其中的激情净化为圣洁的风格，那么，他是可以原谅的。
另一个希腊的首领城市是斯巴达他们的第一个立法者里卡尔古斯热爱学问与礼仪，他是第一个从爱奥尼亚把散逸了的荷马作品搜集起来并带回来的人，他把诗人泰勒斯从克里特送出来，让他能用自己柔美的诗歌来给斯巴达人的勇猛精神添上些文雅，并培养他们的守法与文明精神。但令人奇怪的是斯巴达人似乎缺乏艺术气质，只关心战争的功勋。因为斯巴达人只喜欢他们那简洁的格言式的语言，对其他东西都没有兴趣，因此在那儿就没有什么书籍检查许可问题。
但是很偶然地，他们把阿基罗卡斯驱逐出城，也许因为他谱出了高昂的乐调，远非他们那种民歌或圆舞曲所能达到；也许因为他写了过于大胆的爱情诗章，可是斯巴达人在这方面并不严谨，男女混杂，放浪不羁，以至欧里庇德斯在《安德罗马可》里肯定地说，他们的女人都是不贞洁的。这样，我们就多少可以知道在古希腊什么样的书籍是违禁的。许多年代罗马人只训练了军人的粗豪，很象斯巴达人的样子，而谈不到学问，只知道他们的十二法典，而宗教学院里只有占卜师和祭司教给他们宗教事务和法律。他们对于其他学问是如此无知，以至卡尔尼德斯和克里塔拉斯以大使的身份来到罗马，带来了斯多噶学派的提奥奇尼斯的教义，并利用机会让罗马人稍稍鉴赏一下这种哲学的时候，他们被猜疑为引诱者，这个猜疑者不是别人，恰斯多噶学派的提奥奇尼斯：提奥奇尼斯(公元前412-323)，是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简朴就是美德。这位哲学家长年住在一只木桶中，白昼点灯找寻正人君子，当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他，并且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请走开，不要遮着我的阳光。”斯多噶学派的理论在公元前三世纪之际由芝诺(公元前340-265)形成系统。其教义为：人类只有顺应自然，去掉贪欲，去掉不公正的思想，履行正当义务，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
恰就是检查官加图。他把他们送到元老院，要求把他们立即遣送出境，并要求把一切这一类鹦鹉学舌的雅典人都驱逐出境。但是西塞浦和其他尊贵的元老们都不同意这个萨宾人的严厉办法，他们尊重这些外来的学者并给予他们荣誉；终于，这位检查官加图在他的老年却潜心学习他在从前一心拒绝的东西。同时，最早用拉丁文写作喜剧的纳维斯和浦劳塔斯从米兰德尔和菲力门那里借用了许多场面，在罗马城中到处上演，于是就发生了如何对待诽谤性的书籍和作家的问题。纳维斯因他那不受约束地笔锋而很快地被投入监狱，又因为承认错误而被法庭释放。我们也从史书上看到，诽谤性的着作被焚毁，而作者受到奥古斯都的惩罚。对他们所尊崇的神明有不敬的描写，也会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除过上述两点之外，书中的世界是什么，执政官们是不去过问的。因此，卢克莱修把他的伊壁鸠鲁主义巧妙地写进了《迈米阿斯》不但没有受到责备，而且又一次被西塞罗誉为王国之父，虽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此事提出异议。无论是出自卢西里斯的手笔，还是凯塔拉斯成福莱卡斯的作品，辛辣尖刻的讽刺和暴露真相的铺陈，都未见到任何命令的禁止。有关国政方面的作品，例如蒂诺斯。利维阿斯的故事，虽然赞扬了庞培统治地区的德政，却并未被凯撒、渥大维这一派禁止。诗人纳索在晚年却因青年时期的一些色情的诗而被渥大维放逐，这只是由于某种秘密原因国家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此外，他的作品并未遭禁止，也未将已流行的作品全部收回。自此以后，我们看到罗马史上不断地出现暴政，但如果还没有坏到要使好书的声音都为之沉默的话，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到此为止，我是被认为介绍了足够大量的古代惩处作品的情况，就是没有谈到那时对作品的评论却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