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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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晚年的讲学和着述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勤奋好学,才华横溢,成绩卓着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很早就显示出“百科全书”式的气派。尤其是在他生平的最后十年,达到学术上的高峰期,大量有一定价值的学术着作接连不断地与读者见面。对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具有重大的影响。

1920年后,他与近代着名学者王国维一起担任了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并兼任南开等几所大学的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奔走于大江南北,在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长沙等地作了大量的学术报告和演说。在大学讲坛上,他传播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理论,传授了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讲授了10数门历史、文学、哲学等课程。他渊博的学识,勤奋好学的作风,诲人不倦的精神,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吸引着大批青年学生。他在晚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并在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上作出了贡献。

梁启超1922年就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课,1925年正式被聘为研究院导师,开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他在清华时期写成了《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

此外,他还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系统讲学。教学内容被整理成《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在传授知识方面,他除了给学生们讲解他在晚年所研究的学术新成果外,特别注重给他们讲授治学方法论。这一点对培养研究生这类高级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对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有效的治学方法的指导,那么要在学术上、科学上获得突破性的成就是极为困难的。

他在全国各地所作的大量讲演,包括的方面是很广泛的,有政治性的,学术性的和教育理论方面的等等,自然其中有不少积极的东西,但也有相当多的消极因素(因为晚年的梁启超在政治上是保守和落伍的,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糟粕较多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年1月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完毕后的一次告别讲话:《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他指出“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以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学生则也“以顾客自命”。当前全世界的青年由于对社会的凄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精神无可寄托”,即所谓“精神饥荒”。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往往不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而只是“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

梁启超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则在东方(中国与印度)找材料。因为“东方的人生观,无论在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物质生活不过是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紧的是人要求得到精神生活上的绝对自由。东方的学问道德,几乎全部是教人如何过好精神生活,“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

梁启超的这次讲演,意在指责当时教育的弊病,并提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希望能够给当时的青年学生指点出路,出发点是不坏的。但是,从学术观点来看,他的“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他企求用“解脱”的办法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这是消极的,不足取的。

梁启超晚年从政界转入文教界,他在政治上保守、倒退,在学术上却获得很大的成就,也培养了一批在中国学术界颇有造诣的人才。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愧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