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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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维新活动和教育实践

梁启超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候读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十岁应童子试,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时路过上海,开始接触西方译着。稍后,由陈千秋介绍与康有为相识,1891年至1894年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经史文集,也看了不少翻译的西方书籍。

此时,他帮助康有为编纂、校勘《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奠定改良主义的理论作出贡献。自从追随康有为学习以来,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谈到从康有为学习的收获时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4年他同康有为一起进京会试,并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为反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和约,他联合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清政府。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他从中奔走,协助工作。同年月,北京强学会成立,他任书记员,借机阅览了学会所藏大量翻译的西书,使他进一步接触西学。

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时务报》,聘请梁启超为主笔。他善于文词,以通俗流畅的笔法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吸引了许多读者。报刊发行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一时“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影响之大,为中国办报以来所未有,对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起了巨大作用。

帝国主义列强阴谋瓜分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人民的激烈反抗。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抗敌救国,变法维新,图强自立。他们认为,“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本计。”当时,湖南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吏鉴于“中日和议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惟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并且认为,“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者”。

就是希望通过学堂培养维新人才,以达到“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的目的。于是在长沙筹建了时务学堂,1897年冬,聘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主讲。梁启超就任后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立志、二养身、三治身、四读书、五穷理、六学文、七乐群、八摄生、九经世、十传教。他极力宣传维新思想,“倡议废跪拜、易服色、抑君权、伸民权”,在时务学堂,“所讲则春秋改制,兼及西学,以新学教育湖南青年”。

他积极负责,培养出一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例如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就是他的学生。梁启超传播维新思想,触犯了顽固派的利益,受到顽固分子的攻击和谩骂,王先谦就攻击他“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他被迫于1898年离开时务学堂。这个时期,他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主持译书局工作,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有为每有密谋,必与之再三筹划,倚之如左右手”。当时人们都将康、梁并称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据他的《三十自述》记载,“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他回忆维新变法失败,无限感慨,“人海奔走,年光磋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惨”。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从事着述和办报工作,促使他的思想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继之,他介绍了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如、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康德等人。

1905年“同盟会”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日益壮大,斗争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梁启超没有跟着时代前进,还是维护君主立宪制,反对民主共和制,思想并没有“为之一变”,终于走向革命的反面,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堕落为保皇派,成为民主革命的绊脚石。

1920年以后,他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着述,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还担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着作很多,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等,多达七、八百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