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惟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其为学也，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缁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谓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故逢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
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今夫此学非西人所自也，吾中国三代以前不必论，后此若汉之长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后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夹、永嘉，元之贵与、明之姚江，国朝之梨洲、亭林，皆由此道。或当时行其所学而大效，或后世用其言而益大效。今之学者既务于破碎无用，其鼓箧之始，即未尝以治天下为己事，故于今古治乱、中外强弱所以然之故，漠然曾未动其念；授之以事，则昏然不知其所当有事，外侮日迫、内治曰隳，则然莫识其所由。士夫不讲此学，则市侩弄舌而横议之；中国不讲此学，则外夷越俎而代谋之。夫使市侩外夷之言果有当于措治，则亦岂有所厌恶而必为是摈斥哉无如此辈者，于吾古人之义理一无所习，于吾中国之情势一无所通，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不以其道也。故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六经》之用。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今之废课卷而用日记，废评列而用讲授，可谓黜弃枝叶、妙探本原者也。虽然，两湖诸生固非若髫龀之子，未堪操觚，其斐然有述作之志者殆不乏人也。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启超以为所设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故时务一门为诸学之归宿，不必立专课而常贯于四者之中。其经学、史学、地学、算学，则为日记以督之，以验其学业之勤惰；其时务一门，则为课卷以考之，以观其学识之浅深。讲时务而无四者之日记以督之，则无以正其本；讲经史算地而无时务之课卷以考之，则无以征其用。二义并行，本末咸备，体用具举，庶于西人政治学院之规模稍有所合，计其成就必有可观。且时务一门无专书可以讲授，必事事推原经史。则侵彼两院之权；苟非如此，则专门之西学既非所谙，洋务之澜言又非所屑。登堂缄口，未知所裁，敬陈区区，或见采择。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04-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