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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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生平和着作

梁启超是中国19世纪末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着名代表人物。

他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在同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笔锋犀利,所向披靡,因而声名卓着,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哲学、史学、文学、伦理、教育、政治理论等领域都有许多建树。作为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和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他在中国教育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丰富的遗产。

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愧为一名杰出的思想家、宣传家,同时也是一位着名的教育家。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一生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为分界线。前一个阶段,他是进步的,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先进分子;后一个阶段,政治上渐趋保守,但在1903年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仍然继续宣传西学,对中学、旧学有所批判,对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有过积极的影响。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渐成长活跃,他则堕落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保皇派。

梁启超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梁维清,是秀才,当过教谕,即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吏。父亲梁宝瑛,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最后只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可见梁氏家族在当时地主阶级的行列中,地位不高。父辈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身上。他们企图通过科举的途径,让他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

书香门第的家庭,使梁启超能够较早地接受教育。他从4岁起开始读“四书”、“诗经”,听祖父谈古豪杰嘉言懿行;6岁跟随父亲受中国略史、“五经”;8岁学作八股文,9岁能够写上千字的文章。总的来说,梁启超在10岁以前受的是家庭教育,并未外出就学。他自己在《哀启》中说:“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就外傅。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

1884年,梁启超到广州应学院试,考中秀才。当时他才不过岁,这对梁氏家族,实在是一件大事。梁启超祖父的功名,也不过如此;而乳臭未干的梁启超,竟然后来居上。

科第的成功,宗族的赞扬,前辈的期望,使梁启超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欢乐和信心。

1888年,梁启超成为广州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做菊坡、粤秀、粤华等书院的院外生。在四年左右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刻苦攻读,钻研了大量的经、史、子、集,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汉学基础,成为学海堂出类拔革的高材生。

次年(1889年),他应广东乡试,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主考李瑞蒩嘉其才华,把堂妹许给他。

1890年春天,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取。回来后,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等书,开始接触西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初步打开了知识眼界。

到广州后,继续在学海堂求学。这一年8月,梁启超的同学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引起了他的求知欲望。他和陈千秋两人拜谒了康有为。

经过康有为的一番恳谈教导,梁如“冷水浇背,尽失故垒”,遂拜康有为为师,执弟子礼。这一次拜谒,成为梁启超一生中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转折点。

后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了他第一次会见康有为的情形“其年秋,乃因通甫(即陈千秋)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以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康有为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薰陶。今文经学使他获得变革现实的武器,对欧美资本主义的了解使他开阔了眼界。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讲学深为佩服,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从此以后,梁启超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和主要助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民族的危机,促使梁启超开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样,梁启超就逐步由一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探索和拯救祖国命运的维新志士。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史称“公车上书”,震动了当时朝野。梁启超这位年轻的维新志士,跟随康有为一起,投入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潮流。他四处奔走,八方联络,表现出组织方面的杰出才干。草奏折,写文章,显示了在文字宣传方面的卓越才能。在这场斗争中,他结识了一大批维新志士。这一切,都为他在以后的维新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

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转送给皇帝光绪,没有结果,但是举人们的上书请愿,在当时的社会毕竟是一件不平凡的举动,它使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波浪。

接着,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破坏,两者分别被迫解散和停刊。京师的维新运动转入低潮。

1896年,梁启超离京抵沪,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在他们周围,团结了马相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章太炎等一批维新志士或同情者,作为撰稿人。梁启超本人也在《时务报》上先后写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在他那些“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的文章中,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并同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所以《时务报》创刊后,几个月之内,就销售一万多份,风靡一时,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喉舌。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是噪起。

1897年,梁启超离沪,就任长沙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以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章。通过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具有变法维新的意志,阅读儒家着作及历代治乱兴衰的记载,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研求治国的道理,为维新变法事业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人才。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倡行新政,除草拟废八股折、定大学堂章程外,又草定奖励工艺、奖制新器的章程。

光绪皇帝也亲自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到日本。此后他在政治上逐步趋向保守,但直到1903年以前,他在传播西学方面仍起着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作用,给予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以深远的影响。他曾以《自励》为题作诗:“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表达了他要继续探求真理的思想和信念。

梁启超在此时撰文介绍了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思想,如霍布士、培根、笛卡儿、卢梭、康德、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思想,还有资产阶级在政治、哲学等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从而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人们的眼界,给他们(特别是青年)灌输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让他们懂得了除中国传统的旧学外,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还蕴藏着那么多的精深学问。仅就这一点来说,梁启超算得上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启蒙大师。

郭沫若在他的一段回忆中曾经公正的指出了这一点“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着书。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05年,《民报》创刊于东京。后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思想论战。在论战中,梁启超站在保皇派的立场,鼓吹“忠君保皇”,他污蔑中国人民能力低下,无法实现共和。说什么:“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这些观点,遭到了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驳。

07年,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政闻社被封后,他支持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发表了大量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这段期间,梁启超实际上已经成为立宪派的首领。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自海外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后又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求其赞同帝制。他多次上书,婉词力谏,反对变更共和国体,而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继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这期间梁启超混迹于北洋政坛,但为期不长。随段祺瑞的辞职,1917年底梁启超也一起离开了北洋政府,从此结束了他从政做官生涯。

以后,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专门从事教育和文化学术事业,他担任过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清华研究院导师。他晚年撰写的重要着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他一生着书甚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历史等许多领域。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

梁启超有关教育方面的着作主要有下列几种《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年)。这是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时发表的早期政论。他在《变法通议》中,针对当时中国的落后情况,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还特别强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制度,要注重师范(师范教育)、女学(女子教育)和幼学(儿童教育)的建立。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1897年)。这是梁启超晋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后写给张的信。信中论述了“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中国不应只局限于建立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类型的学校,更应当注意设立政治学院,培养一批懂得政治法律,主张变法维新的行政管理人才。学校的课程应注意学以致用,“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1897年)。这是梁启超写给杭州知府林启的信。林启曾开办求是书院。信中梁启超重申政法之学的重要性。“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梁启超建议书院的教学应采用“中西兼举,政艺并进”的方针,教授则宜挑选“通古今、达中西”的通学大儒为最佳人选。

《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这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新民丛报》时写的一篇教育论文。文中论述了“教育次序”,他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情况,把教育划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几个阶段,并设计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表”(即学制图)。

学校经费则主张由市村之公产及征学校税以充之。建议国家“制定小学章程,评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课目,颁之各区域使其遵行”。他还强调要编写教科书。凡每一学校区,则设一教育会议所,管理经费。

每省置视学官三四人,分巡各学区,查察管理方法和课程。

《新民说》(1902-1903年)。这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连载的长篇论文。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培养新一辈的国民-即所谓“新民”。他阐明了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并且还详细地论述了“新民”应具备的特性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