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人。全祖望於《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上》案曰：“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闲，遂称鼎足後世学者视叶适为永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於南宋时期与朱熹，陆象山鼎足而三。
若按全祖望所言，叶适之学与陈傅良“其学始同而终异”，又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那麽，全祖望显然认为叶适出於永嘉学派而有所不同，其特出之处始能一洗永嘉功利之说，且与朱陆并逐。也就是说，全祖望隐然认为叶适虽然归属於讲求事功，功利之永嘉学派，但与专言功利之永嘉诸儒有所不同，出於蓝而更胜於蓝。
“始一洗之”之语，即已包含褒贬判断；此处所谓“洗之”，当是指一洗专求功利之说。然则叶适明明归於永嘉学派，亦以讲求事功着称，何以有如此差别判准就此来看，後世学者称叶适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显然见其同而不见其异。
依循全祖望之见观察叶适学术思想，则叶适作为永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不仅来自於他继承了永嘉学派讲求事功，功利之学术思想，更关键的是他为事功，功利思想找寻到能为世人接受的立论基础与根源。而也正是因为叶适能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依据，所以方能使事功，功利思想立论坚固，不流於“进利害而退是非，与刑名之学殊途而同归矣。”也就是说，叶适应该有一能与朱陆相逐的立论根据，且此立论根据同时能兼摄永嘉功利之说，而能成“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闲，遂称鼎足。”的局面。笔者认为，此一立论根据，即是叶适的“道统观”。
(一)对程朱“道统说”的质疑
在南宋学术史上，叶适最重大的贡献与突破，在於质疑程朱学派所谓“道统说”的合理性。程朱学派“道统说”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之孔子，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而下无有传者，道统遂绝，直待北宋二程先生出而方能接孟子之後。
此道统说虽然唐代韩愈即已提出，但正式确立道统说的人却是朱熹，而随着朱熹学说的兴盛与传播，“道统”一说已普遍为当时学界所接受。在这种几乎已定诸公论，无人置疑的情况下，叶适对此“道统”
之说提出质疑，显示叶适对於“道统”何在的问题有所发见。
叶适於〈总述讲学大旨〉中说：
按：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後，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又按：伯鱼答陈亢无益闻。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叶适明白指出曾子之学与孔子之道根本不同处在於“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可见“以身为本”之学并非所谓“大道”，而亦没有证据证明此为孔子所独传於曾子者。後人相信曾子传孔子之“道”者，大抵都是以“一以贯之”之说立论，然而叶适却认为：
舜言精一而不详，伊尹一德详矣。至孔子於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夫行之於身，必待施之於人，措之于治，是一将有时而隐。孔子不必待其人与治也。道者，自古以为微眇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应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可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馀，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由以上两段话对比来看，叶适认为孔子谈“一以贯之”乃在道与学之上谈，此“一”是掌握“道”与“学”的关键，“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应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可立。”是故道不因人而化，也不待治而立，它是一种客观的长存，“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馀，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对叶适而言，无论曾子将“一以贯之”的“一”解释为个人修养的“忠恕”，以“忠恕”作为一贯之“道”，还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中，视“道”为“以身为本”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都有“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身殁而遂隐”的问题，而真正的“道”如果因人因治而有传不传的问题，那麽“道”的存在显然毫无保证。故叶适认为曾子所理解之“一”并非孔子所谓“一以贯之”之“一”。叶适於此点出，曾子所谓的“一”(亦即後来为程朱学派所肯定且传承者)与孔子所言的“一”有根本不同的问题。
对於後人以为曾子独得“一”之道，叶适以为：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於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於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
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於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晓告，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於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於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
孔子以一贯语曾子，然而曾子之解并不能肯定即孔子之意，如果详考“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则所谓“一”乃有精粗贵贱之差，不能融贯颜色辞气与笾豆之事；若转为“忠恕”解，则“忠恕”所谈论的范围仅止於人自身以及与人交接，无法谈到经纬天地等更盛大之事，则“一”的内容太狭小，“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因此相较於《论语卫灵公》篇孔子回答子贡“一以贯之”，则可以清楚看出孔子之“一”“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而近世之学(应指程朱之学)是“夸大曾子一贯之说”，并非客观地取决判断孔子之言。
叶适对曾子继承道统的质疑大抵如此，不仅就事情逻辑上推判，同时也就思想内容上比较。而对於子思的讨论，也不出於此，所谓“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如果就实事发生来推论，顶多只能质疑，但无法说明何以曾子不能排入道统；而如果就思想内容的比较来看，则能得出推翻曾子继承道统的有力证据。此证据不仅证明曾子思想与孔子有异，同时也昭示了将曾子排入道统且自许道统继承人的程朱学派所言之道统，其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叶适认为程朱之学循曾子，子思一脉而下所建立的道统传承并不符合“自古圣人之道”，那麽，“道统何在”尧舜乃至孔子所传之道为何《习学记言》曰：《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自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聃所着，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
叶适认为，《周官》，《书》，孔子虽均曾言道，但我们无从得知道的具体形象与内容是什麽，因此他推测“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也就是说，道对於古人而言，或许并不难得知，也不是什麽神秘深远难测之物，而是一种实现的成果。专言“道”的老子，对於“道”的形貌徵兆描述则是“眇忽微妙，无不悉具”，虽然讲得极精妙仔细，但“道”仍未被定为某物。无论这是否为老聃所言，要之对道的了解与说明，还不脱离“道”的作用，而非视“道”为独立之物而论之。“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叶适以为子思，孟子以下言道，则与古人相反，忽视“道”的实现与作用，而“定为某物”，将“道”视为远离事情的某种高妙难测的东西，视“道”为“对象”来探求。这种对象化的“道”，叶适认为并非古人所言之“道”，也非孔子所称之“道”。
如果“道”不能被对象化，那麽“道”究竟是什麽“道”在哪里《习学记言》曰：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文辞者所能知也。所谓“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简单至要地说明一件事：“道在物中”。所谓物，泛指人情事物，也就是说，道并不离人世(也就是经验客观世界)而单独存在，故“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这种“终归之於物”的道论，终归所要阐明的是：“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文辞者所能知也。”亦即“道”不在形外，非由独由主观心意臆测感知，而是实实在在地在日常日用，万事万物之中，它最大的展现便是“圣贤经世之业”。由此观之，“道”虽然难以明言，但可以被展现；虽然没有形象，但存於物上。因此“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馀，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
因此，程朱学派所说孟子以下道统断绝的问题对叶适来说并不存在。叶适之“道”是“圣贤经世之业”，此道“贯通上下，万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有待完成，而非外在形上。
而道之所依存，在学之中。叶适与薛季宣等永嘉学者不同处在此，薛季宣乃至永康陈亮诸儒谈事功时，主要以史的角度来立论，但叶适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却是通过经来立论，他由经中确立道统的存在，再由此道统说明儒家的关怀与责任，如此方能一洗永嘉诸儒专言功利之说。
(二)重构“道统说”
关於道统，叶适在〈总述讲学大旨〉一文中说得最详尽。叶适认为道统的传承次序为：道始於尧，命羲和，次舜，次禹，次皐陶，次汤，次伊尹，次文王，次周公，次孔子。在此道统排序中，孔子之前，道均在人事，如：
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名，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元凯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算数，不可违越。
尤以上几段文字来看，所谓“道”，或者“以器求之”，或曰“人事与天行不差”，或言“至易行”，皆由人事事务与实践层面切入说明。
尤其论周公曰：“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算数不可违越。”显然叶适认为周公“成一代之治”，是道的最完美展现。而此道的完成，“道统历然如贯联算数不可违越”，是经尧舜禹汤等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成果。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不谈心性之学，而“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对叶适而言，道不在缥缈悠远的形上，而是在日用伦常，礼乐器物之中；道统的传承不在超越的天道性命之理，而是古圣先贤的治道之中，因此“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这是有历史顺序累积的因素。
周公以後续接道统的是孔子，然而孔子既非实质施政者，如何能上接尧舜道统呢叶适说：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着《彖》，《象》。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到了孔子的时代，周道衰坏，“上世所存皆放失”，亦即尧舜以来所传承的道统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因此孔子“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着《彖》，《象》”孔子之所以能承接道统，在於他“蒐补遗文坠典”将上世之道藉由典籍保存下来，所谓“整理六经”，“述而不作”，唯独为《易》着《彖》，《象》。
“蒐补遗文坠典”，正有将上世道统保存流传之功，正所谓“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习学记言》曰：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得以身传之也，存之於书，所以考其德；得之於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称“天之未丧斯文”为己之责，独颜渊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馀无见焉。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於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余以为不能，余岂与曾子辩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
叶适认为，所谓道统并非“以身传也”，而是“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的缘故。因此孔子之於道统，乃是以斯文为己任，此非贬笾豆而贵容貌辞气之曾子所能传。所以叶适以为谈心性学说之人以为曾子能传孔子之道是“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换言之，即“道”之所在，不在“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而是“《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叶适所谈的“道”与“道统”，自孔子以降，便存之於《六艺》之中，透过孔子对於六经的整理，三代之道存於其中。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在器中，经中所传，皆人情事理，故曰：
《曲礼》中三百馀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馀如此要切言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已。岂惟初入，固当终身守而不畔。
盖一言行，则有一事之益，如鉴覩像，不得相离也。古人治仪，因仪以知义。对叶适而言，道不在伦常外求，天道难言，但存於器物，人道可传，乃见於《诗》，《书》，因此他所认为的“道”并不是传心传人形上心性之道，而是客观长存，人皆可学而得之的圣贤经世之道。这道不论是就个人言，就整体言，都易知易行，在日用伦常之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