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创作也影响到后来的湖北作家的创作，杨书案早期写黄巢起义的《九月菊》，包括当时还在湖北读书的刘亚洲的《陈胜》，从题材取向和写法技巧上都对《李自成》是一种借鉴和仿效。熊召政的《张居正》，是写将相历史小说中上了百万字的宏篇巨制，能感觉到其所受到的潜在影响，如打造恢弘的长篇历史史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助历史人物的得失荣辱对当代生活提供喻示等。
二、史诗情结与宏大叙事
姚雪垠在小说创作观念上，总体趋向于“大时代、大悲剧、大背景”的基本思路，从毛主席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就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他就明确地制定了写作《李自成》的宏大规划，准备做一部五卷本的大制作。而且到后来担心自己的身体撑不到把宏大篇什写完，于是开始倒着写，先写最后一部第五卷的部分，力图先搭起整体宏大的叙事架构，这在创作上也是特例。
二十世纪60年代以降，对历史小说创作直接起着导向作用的，是毛泽东提出的只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学说，这为历史小说创作奠定了基本的基调。在中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历史小说重点关注的是政治历史的伟大创造者和推动者，和宏大的历史发展主题，着重表现的是对历史进程起过影响作用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强调的是其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所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姚雪垠的《李自成》，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历史发展动力说”的历史观的影响，从他发表的一些言论来看，他是把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看成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的，认为李自成的起义造成明朝覆亡与满族入主中原，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而且他把李自成看成是我国旷古未有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人物，把塑造农民起义英雄的形象，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所以必然要采用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去完成。
《李自成》是姚雪垠的历史观的最直观的文学演绎。在人物塑造中体现出他对历史人物的当代性认知，试图在对人物的当代性的理解中，给予新的定评和新的书写。所以写《李自成》，他就着力地去挖掘李自成的历史作用，展示其叱咤历史风云的英姿，重笔渲染和生发李自成在历史坐标上所创下的功业。姚雪垠在创作中非常强调历史的时空感，常常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观照的至高位置，全方位地去俯瞰特定的大历史时代，刻画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揭示这一时期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带动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全景式地展示恢弘壮阔的历史画卷，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使《李自成》具有了史诗的规模和气势。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前半部，姚雪垠着重塑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英雄的形象。为力求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小说刻意地设置了一些历史困境与典型事件，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生死荣辱、大起大落和进退失据中得以多角度的展现，在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揭示中，强化对人物理解和认知的深度。
作为历史上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人物，姚雪垠对李自成英雄形象的刻画，基本上是根据本人的原型和历史事迹来把握的，但他认为李自成能有百万大军跟着他前赴后继，自然有他超越一般人的地方，不能把他描写得和普通百姓一样。所以姚雪垠是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期待，来完成对李自成形象的塑造的，有意地将中国传统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对这个人物进行了全面的提升。为使李自成的形象更加典型丰满，更加英雄化，姚雪垠往往根据人物所处时代的特定的历史背景，虚构了许多生动的情节，使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命运在生死荣辱、大起大落和进退失据中得以多角度的展现，在对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揭示中，强化对人物理解和认知的深度，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超史实地对潼关大战浓墨重彩的渲染。
《李自成》第一卷并未从李自成起义起笔，而是从八年后写起，在第四章以他的失败开始亮相，直接切入写崇祯11年秋的潼关大战，在最具冲击力的场景中展现人物。李自成在潼关南原陷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潼关一战敌众我寡遭到失败，几乎是全军覆没，只有18骑突围出来。此时的李自成正处在他人生的低谷，但就是在这种惨烈的战斗中，才更能突显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拼劲。也正是这些具体可感的场景，把被统治阶级当做“流贼”看待的李自成，把《明史》中记载的悲观得几乎要自杀要靠占卜来鼓舞将士的李自成，刻画成一个高瞻远瞩、乐观昂扬，作战勇猛的农民起义将领，他不但具有大胆识、大智慧、大气魄，而且关心农民群众，与起义军战士同甘共苦，从失败中崛起，使一个高大伟岸的闯王形象深印在读者心里。
第二卷下半部和第三卷中，李自成带领的农民起义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他也进入了自己人生的高潮。四、五两卷，起义军则是从胜利中走向失败。姚雪垠创作的重点是总结中国农民起义的种种经验教训，在观照李自成的成败命运和农民起义运动的规律时，力求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辩精神和当代的现实寓意，希望通过小说写出李自成由艰难走向兴盛复又迅速衰败的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写出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李自成》的这种表达方式，对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形成一种潜在的影响，使得后来一些作家即使不是写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那怕是些小人物，也同样注重挖掘其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
可以说，从《李自成》始，历史题材小说的大制作，以及对历史小说“史诗性”的创作追求，就成为一些历史小说作家浓得化不开的创作情结，也成为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终极追求目标。
三、复线结构与巨型文本
《李自成》的创作前后延续了42年时间，以5卷的宏大构架终结，给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史诗范式，正是在这种创作路数的有形无形地影响下，使得复线推进的网式结构和卷轶浩繁的超长篇巨制，成为当代历史小说的主要构架方式。
小说从崇祯11年的潼关大战起，写到崇祯17年李自成攻入北京灭亡明朝，再到第二年李自成败亡，时间集中在明王朝灭亡前后8年的线段内，情节发展的主线是写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作战历程，以及从北京退出后从胜而败的悲剧结局。而其他几条复线则是写崇祯皇帝和明朝朝廷，以及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另外清朝朝廷也是一条线，这几条线互相交合着向前发展。
《李自成》第一卷33章，时间跨度不长，仅写了不到一年的事。从第4章开始写李自成，潼关南原大战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潼关大战战败后，李自成退入商洛山苦心经营，也包括去秘密探访张献忠等，李自成性格深沉，喜怒不形于色的个性特点得到突显。
第二卷篇幅超过了前一本，共55章。商洛山反围剿成为重头戏，其后是李自成率部突入湖北，与张献忠会合不成，又进河南，破洛阳等，故事设置精彩，悬念迭起，情节大起大落，像李自成单骑定叛乱、刘宗敏装病智赚宋家寨、李过援兵智亭山、高夫人临危双用兵，张献忠再度起义等等。
前两卷很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的故事情节成功地刻画了许多人物，像军师宋献策、谋士牛金星、大将刘宗敏；兼备文韬武略而又谨小慎微，摇摆彷徨的李岩；诡诈而又大大咧咧的张献忠；还有高一功、刘芳亮、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或兵败自杀或战死或被俘起义军将士，而有勇有谋的夫人高桂英和能文能武的慧梅等女性的命运悲剧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书中作为反面人物的崇祯、洪承涛等，也写得很有深度，尤其是崇祯软弱多疑又毫无主见的矛盾性格，给人很复杂的感受。
第三卷60章，篇幅最长时间跨度却不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围绕三次攻打开封来写，攻城写得很惨烈，但整个事件比较简单，欠缺深度感。
第四卷有30章，而第五卷最少，只有29章。从崇祯十六年冬开始，历史跨度比较长，重点集中在义军十七年春出兵东征，向北京进发，一路所向披靡，进京覆灭了明朝，看似是胜利了，夺得了天下，进入紫禁城建立了大顺政权，但胜利中却已经能看到失败的阴影。大顺政权还没有稳固根基，失败便接踵而至，山海关大败，李自成被迫出京，被清兵一路追杀，从北京败退陕西，又南下湖广，直至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下。这两卷中的李自成已踏上了英雄末路，身上负面的东西也日渐凸显，暴躁、偏狭、多疑，身边可用的人一个个死去，最可惜的是他误杀李岩。第四、五两卷，是较短的两卷，姚雪垠却经过了17年的思考，比前面几卷多花了许多年时间，由于创作的时间过长，因而在写法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打造英雄到还原于历史，拘泥于史实，使得李自成的形象前后不太统一，明显产生了某种内在的断裂。
也就是从《李自成》起，鸿篇巨制开始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要构架方式，少量的单部作品一般字数都在三十万字以上，大多数作品都以“系列化”和“多卷本”的形式陆续推出，如《李自成》5卷12册；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共有《康熙大帝》4卷、《雍正皇帝》3卷、《乾隆皇帝》6卷；《金瓯缺》4卷；《张居正》4卷；《少年天子》3卷；《白门柳》3卷；《曾国藩》3卷；《张之洞》4卷、《杨度》3卷；《宫闱惊变》3卷；《偏安恨》3卷；《括苍山恩仇记》3卷等等，都在百万字以上，而且一些作品还被作家有意留下了可以继续扩展的空间。
历史小说这种卷轶浩繁的现象在与我们同根同源，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共享着同一的历史题材书写资源，共同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台湾，却并不普遍。以台湾历史小说代表作家高阳为证，《胡雪岩全传》，虽然是多卷本，却并不刻意地去追求宏阔复杂的构架，比较淡化小说故事情节的戏剧冲突，基本上是在平面上向前推进，情节设置常常张弛有度，没有离奇曲折，没有触目惊心，没有大起大落，也不过于去制造悬念，叙事清风徐徐，从容不迫，却平中出奇，在舒展平缓中别有一番韵味，与大陆历史小说在叙事策略和叙事品格上都有着明显差异。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写戊戌变法，写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这些在历史上振聋发聩的人物，这是进行宏大叙事的最好素材，但李敖却把叙事角度确立在一座古寺，将许多历史大事，贯穿在对法源寺历史记忆的发掘和修复的轴线上，将历史上的显赫人物置身于法源寺这样一个小平台上进行展示，这种叙事方式，轻而易举地消解了这一题材在宏大叙事下更易显现的史诗性品格。
当宏大历史叙事成为历史小说一种普泛的创作模式，当“系列化”和“多卷本”成为历史小说的常态形式，这种营构方式的弊病也就显露出来了。超长篇巨制由于创作的时间过长，常常是越写越不及前半部，《李自成》如此，其后的《张居正》、《雍正皇帝》、《张之洞》也同样如此。
由于卷轶浩繁，除了相关史料和想象的扩展外，姚雪垠颇费笔墨与心思地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历史氛围进行了拟真的复原，用大量的篇幅来描摹自然景观、民俗风物和人情百态、世俗心相，对宫廷战场，对都城和乡野，都不乏生动的描写。他也喜欢精细地描摹涉及面极广的各种杂学知识，这也成为后来一些小说凸现历史感的一种有效方式和手段。
姚雪垠的《李自成》，对后续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是曾经有过影响的。虽然现在的历史小说创作成果硕硕，创作技法也丰富多样，但《李自成》对历史小说的这种奠基作用功不可没，也是可以去深入研究的话题。
从整体来看，《李自成》写得最好的是前两卷，是在姚雪垠最富有创作激情，精力也比较充沛的时期完成的。而后面是越写越不及前面，精力体力也跟不上了，晚年的姚雪垠写得非常艰苦。由于后几卷创作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越写越放不开，越到后来就越注重考据，拘泥于史实，由塑造人物而趋向于还原历史，使人物形象前后不太统一。这对当下的历史小说创作也是一个提醒。
循史而进的史传意义的阐释
《张居正》以四卷本138万字的宏构巨制，突出地显示了熊召政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所具有的艺术审美的创造力。从诗人到成功地转型为小说家，熊召政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这是他选择励精图治、革新国政、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家张居正为叙写对象的用意，也是他创作《张居正》的动力之源。在经临了命运和商海的浮沉之后，熊召政以执著于文学追求而耽于边缘吃苦的沉入精神，埋首于明史资料，憋着一股劲搞创作，用十年时间去深掘细作，完成了《张居正》的创作。2005年《张居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为湖北文学提供了可喜的收藏。
一、激活历史意象为当代提供喻示
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并不仅仅是在搜寻史料和钩沉典籍中去追踪和复原历史，而是要在对历史史实的穿越中，融入创作主体的魂魄，注入气韵生动的创作灵气，在心灵和气质上都应该与历史有一种神投的契合，有一双洞穿历史的文眼，真正领悟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并且承接这种文化的沛然底气去生发艺术想象，这样才可能使文思在历史的空间中纵横，才能挥洒自如地去驾驭历史的大题材，重组感性的历史空间。熊召政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张居正》，充分展示了他逆漂岁月之川的创作勇气和魄力，以及他所蕴蓄的创作历史小说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