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太重要了！经常有人说，一个艺术家应该为自己、为对艺术的热爱而工作，而且要嘲笑成功。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艺术家也需要成功，不只是为了生活，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看清自己的工作。
——毕加索
（一）
丰裕的生活减轻了毕加索的精神负担，也改善了他的创作条件，然而，毕加索与奥利维亚之间的感情却发生了变化，两人也开始寻找新的爱情。
1909年的一天，斯坦因到毕加索的画室去找他，但毕加索却不在。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毕加索的日常生活与他的绘画截然相反，他每天都循规蹈矩，很少外出。
于是，斯坦因就留下一张字条，约好了下次来的时间。
几天后，斯坦因再次来到毕加索的画室，毕加索依然没在。这时，斯坦因看到画室中央放着一幅新的画作。出于职业的本能，斯坦因走了过去，发现画的上方是一首爱情歌曲的乐谱，而这幅画的标题就叫做《我的丽人》。
结合毕加索最近的表现，斯坦因猜测，毕加索所画的“丽人”已经不是奥利维亚了。显然，毕加索是陷入了新的渴望和追求之中。
斯坦因猜的没错，此时的毕加索的确迷上了另外一位姑娘。这个女子斯坦因也认识，就是玛赛·哈恩波尔，又名葛艾尔。奥利维亚正是在斯坦因的家中认识了葛艾尔和她的前任丈夫波兰画家马尔库斯的。
马尔库斯是毕加索的朋友，因此平时也有来往，到1909年时，马尔库斯与葛艾尔与毕加索已经认识近3年了。
葛艾尔是个是个与奥利维亚截然不同的女性。她比毕加索小4岁，身材娇小，温文尔雅，容易激动也非常温顺。她和奥利维亚是好朋友，他们四人经常聚在一起闲谈或游玩。
渐渐地，毕加索就对葛艾尔着了迷。他比较着她与奥利维亚的不同，就越发觉得她的可爱、美丽。而几乎同时，奥利维亚又与一位意大利的青年画家之间发生了恋情，并很快就被毕加索发现了。
毕加索百感交集，他在给朋友勃拉克的信中说：
“昨天，奥利维亚和一个未来主义的画家跑了，对她我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对于毕加索来说，这也是他离开奥利维亚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至少在情感上他不会有更多的负疚感。
因此，就在奥利维亚前脚刚刚离开时，毕加索就带着他的新情人葛艾尔离开了巴黎，去了塞莱。
对于葛艾尔来说，自从她与马尔库斯一起生活后，应该说她是爱这个波兰画家的，而且马尔库斯也真诚地全部身心爱她。但毕加索出现，并向她示爱之后，她平静的心就掀起了波澜。
毫无疑问，此时的毕加索已经是个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了，除了他的那令人目瞪口呆无与伦比的作品之外，他身上还有着一种无法说出的令女人着迷的魅力。在这种魅力的作用下，任何一个女人可能都无法抗拒。
在毕加索的爱情攻势下，葛艾尔终于抵挡不住了。而且，她还决定恢复她原来的名字，表示她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她爱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马尔库斯。
她父母给她起的名字是伊娃·葛艾尔，毕加索惊喜地说：
“伊娃？多么美的名字！”
从此以后，毕加索就称呼她为伊娃。
毕加索的情变在他的朋友们中间产生很大的反响，很多画家都不赞同他这样做。而支持毕加索与伊娃交往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斯坦因。她说：
“毕加索这次是遇到真正的爱情了，你们拦不住他的。”
（二）
奥利维亚很快就对那个意大利青年厌倦了，她返回了克里希大街，可是毕加索不在那里。她又赶到塞莱，希望能与这个生活了8年的男人重归于好。
但是，无论奥利维亚如何哭诉、指责、愤怒、哀求，都无济于事了。此时的毕加索正与伊娃处于热恋期，丝毫都不再念及与奥利维亚的旧情了。他们之间已经结束了，其实在毕加索的心中，他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
回到巴黎后，伊娃不希望住在克利希大街的房子里，因为那里是毕加索与奥利维亚以前住过的地方。于是，使毕加索不得不委托好友肯惠拉在蒙帕纳斯区的拉斯帕尔大街重新租了一间画室。
拉斯帕尔是个很普通的地方，既缺乏蒙马特尔的艺术气息，又没有克里奇大街的繁华，不过，这也正是毕加索所看中的。他想与伊娃的新生活能够在一个适合于生活的地方开始，而不是在艺术与玩耍的地方展开。为了伊娃，他可以把那些浮名虚利都撇之脑后。
在同伊娃生活的这段日子中，毕加索的心情十分愉快。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在毕加索的心目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写给肯惠拉的信中说：
“我非常爱她！我要把我们的爱情画到画中，你就等着瞧吧。”
他爱伊娃，爱这里美丽的风光，爱这里明媚的阳光，爱花园中的无花果树和公牛。在这期间，勃拉克夫妇也搬到了毕加索住所附近的一幢别墅中。
这是一段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按照毕加索的习惯，他会将他所爱的女人画成美丽动人的画像。此前此后，毕加索几乎把他所爱过的女人一个一个地搬到画布上。然而，在他的画中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伊娃的完整形象。
据说，由于立体主义画法是要把人物肢解之后再拼凑起来，而毕加索认为，这样会伤害到伊娃的形象，他有时也是非常迷信的，所以不愿这样做。不过，虽然毕加索没有在画中直接表现伊娃的形象，但伊娃在提高他创作上的热情和激发他创新精神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综合立体主义日趋成熟和完整，而且他在许多作品中也都题上了对伊娃的爱：“我心爱的伊娃”。
此外，毕加索还使用一首流行的爱情歌曲的名字“我的朱丽叶”来称呼伊娃，题名多是“朱丽叶·伊娃”、“巴勃罗·伊娃”等等。
毕加索从克里奇大街搬到蒙帕纳斯区的拉斯帕尔之后，也标志着巴黎艺术界的中心也从蒙马特尔转移到了蒙帕纳斯广场。
在广场的一边上，有一间名叫杜姆的咖啡屋，另外一边是个环形的咖啡馆，这两个地方很快就成了毕加索的主要社交活动场所。他的那些朋友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诗人、画家等等。其中有一个名叫托洛茨基的政治流亡者，每每都在这里大放厥词，与其他人热情洋溢地讨论者创造新世界的问题，以至于毕加索总怀疑自己的咖啡里混杂着这个人的政治谬论。
在这里住了一年，毕加索和伊娃实在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次迁到斯科尔契大街的一处时髦的寓所中。但这里却比较荒凉，而且正对着蒙帕纳斯的公墓。毕加索就问伊娃怕不怕？伊娃平静地说：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墓地是人的家啊。”
如果我们相信宿命的话，这句话就成了伊娃来日不长的谶语。正是在这所房子里，伊娃穿过毕加索温暖有力的臂膀和哀恸欲绝的目光，进入了这个人类永恒的“家园”。
（三）
陷入爱情中的毕加索与勃拉克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每日互访了，而且此后，他们的作品也有了自己的个性，尽管他们总的发展还是遵循着同一路线。
1913年5月2日，毕加索得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5月3日，父亲霍塞病逝。毕加索赶回巴塞罗那参加了葬礼。
无论怎样，父亲都是毕加索最为敬爱的人，也是他心中唯一的权威。现在，这个权威轰然崩塌，给毕加索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使他的精神一度恍惚，以致很长时间都无法作画。
霍塞去世后，在毕加索的画作题材中消失多年的小丑又出现了。一直以来，小丑都是毕加索某种寂寞心境的象征。从“玫瑰时期”以后，小丑就未完全消失。
在1909年，有一幅悲伤的立体派小丑，用手支撑着头部。但在这幅画以后，一直到1913年的这次假期之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主题。
这一次毕加索所画的，是这一系列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一幅，但它却是一幅不太容易理解的画作：高度的立体主义，严格的规范，色调以暗黄和灰色为主，是一幅比较近于分析而非合成的画作，但还是能够看出那个老丑角——毕加索一生的“伴侣”。
从巴塞罗那返回巴黎后，毕加索参加了秋季的沙龙。在这期间，毕加索还画了两幅十分重要的作品，其中的一幅是《扑克游戏》，可以看作是他近来画风的归纳。
另一幅则更为重要，显示了色彩的再度涌现，并且暗示了立体主义的极限之外尚有一个奇妙的世界。这幅作品就是《穿衬衣的女人》。
在画完《穿衬衣的女人》后，毕加索又回到了立体派的主流上。此时他的观点又有了转变，剪贴式的物体更趋向于雕刻的性质，好像这些材料不再只是为了更加立体而浮凸出来，却是为了它们的本身而创作。
事实上，在那件几乎是平面的《小提琴》后的一系列作品，就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雕刻形式。
1914年初期，毕加索的生活还是比较愉快的，这种愉快的情绪也出现在他的画中。一夕之间，立体主义的严肃性被大量的艳丽斑点所覆盖了：柔和的线条回来了，而仅剩的直线形上也着上了鲜亮的色彩。此外，还有一种赏心悦目的绿色，过去很少出现在毕加索的画中，而现在也出现了。总之，整个斑驳的画面都像是在跳舞。
这一年的夏天过去后，即使是毕加索这样的非政治人物，也势必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的枪炮声。8月2日，法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地上卷起了滚滚浓烟。而法国的名画家们都必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所幸的是，西班牙籍的毕加索能够得以留驻巴黎。
在车站的月台上，毕加索与勃拉克、德朗拥抱道别，他们都期待着战争能尽快结束，毕竟画室才是值得他们终生拼搏的“战场”。
“我去送勃拉克和德朗到车站去，”毕加索说，“我以后恐怕再也难以见到他们了。”
这可能是毕加索所说过的最为悲伤的两句话。
此时，巴黎的情况也十分糟糕。肯惠拉是德国人，所以他的画廊自然也被查封了；加上经济萧条，人心紊乱，毕加索的画也卖不出去了。而且，大街上的人们都在用一种愤慨的眼神死盯着毕加索，恨不得把这个躲在后方的强壮汉子赶到敌人的炮火底下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伊娃感到了身体的不适，她不停地咳嗽。而且她几次告诉毕加索，她听到了炮声。毕加索也很担心，尽管他们离炮火还很远，但战争却时刻在折磨着伊娃羸弱的躯体。
伊娃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伊娃自己也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她患的不是短暂的支气管炎或什么咽喉炎，而是和战争一样可怕的肺结核。她用厚厚的纸包住吐出来的血迹，塞进垃圾桶的底层；她不断地往脸上涂抹脂粉，以掩饰两颊日益增加的苍白。
不过，这样的掩饰也丝毫不能阻止病魔对伊娃的折磨，伊娃不得不住进医院。毕加索放下手中的画笔，每天都跑到医院去陪伴她，并尽可能地答应伊娃的各种要求。
1915年12月14日，伊娃拉着毕加索的手，微笑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容颜一如初见时的美丽、宁静、温柔……
在凄凉萧瑟的寒冬，伊娃的葬礼上只有七八个朋友。与毕加索广泛的交往比起来，这个数目实在是少得可怜。
伊娃的去世，令毕加索的悲哀与孤独感日益增加。他在思念伊娃的惆怅中，孤零零地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为伤感的圣诞节。白天，他拼命地画画；晚上，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戴着一顶黑白格的帽子，穿着一件旧雨衣，悄无声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苦苦思索。
1916年1月，毕加索在写信给斯坦因时说：
“我可怜的伊娃死了……我感到极大的悲伤……她一直都那么爱我。”
伊娃的死，还有不断进行的战争，宛若泰山压顶一般，令毕加索难过得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