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森的这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蒙哥马利没有歼灭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这才是丘吉尔决定暂缓鸣钟祝捷的主要原因。看来首相本人当时就对这场不圆满的胜仗保留了看法。
八、“火炬”点燃了
“火炬”的构想
1942年8月12日晚，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会谈。
丘吉尔来访前，曾反复思量着他这次来苏联的使命：当面向斯大林说明1942年不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沉闷。丘吉尔滔滔不绝，论证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是不行的。斯大林表情严肃的问道：“据我理解，你们是不能用大量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6个师登陆了？”
丘吉尔回答：“的确如此。我们能够用6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
斯大林反驳说：“我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德军呢？军队必须在战斗中流血。假使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力量。”
两个人唇枪舌剑，争论不休，会场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这时，丘吉尔打开了一幅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企图证明，“欧洲第二战场并不是惟一的第二战场”并且说，美英两国已经决定进行计划中代号为“火炬”的战役。该战役的目的就是以7个美国师和5个英国师的兵力占领法属北非沿岸。丘吉尔说，胜利实施“火炬”战役的优点在于可肃清地中海的敌人，获得轰炸意大利的基地，从而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
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丘吉尔边说边画了一张鳄鱼图，对斯大林说：“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的柔软的腹部。”丘吉尔意在证明：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海岸是打希特勒这条鳄鱼的硬鼻子，而进攻北非地中海是打其下腹。
这次访问结束后，丘吉尔于8月16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电文最后高兴地写道：“总的说来，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确使我受到鼓舞。我深信，这次我所带去的使他们失望的消息，只有由我亲自传达才不致于引起真正严重的分裂。到莫斯科去是我的职责。现在他们已了解到最坏的情况，他们十分友好地提出了抗议；尽管此刻是他们最忧虑最困窘的时期，他们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此外，斯大林完全承认‘火炬’作战计划的巨大优越性；我也确实相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正在以超人的力量把这个计划推向前进。”
丘吉尔有理由感到高兴。1942年夏初，希特勒在苏德战场南翼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相继攻占刻赤半岛、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进攻库班和北高加索，同时对顿河中游和伏尔加河下游实施进攻。苏军展开了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年德军共267个师中，70%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都在苏德战场，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仅部署有德军的15%的师。这些师的补充兵员都是年老的士兵和未打过仗的年轻人，且装备低劣。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占据优势，苏联要求英美在西欧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从苏德战场吸引走40个以上的德国师。苏联统帅部的夏秋战役计划正是以指望在1942年建立欧洲第二战场为基础的。现在丘吉尔明白无误告诉斯大林：我们在1942年不能在法国登陆，用6-8个师登陆也不可能，而他这样做并没有引起苏联与英美的同盟关系的破裂。难怪丘吉尔兴高采烈了。
盟国利益之争
“第二战场”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英美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第二战场”概念本身，苏联认为第二战场就是欧洲战场，更准确地说，是法国北部的战场；这一战场能对法西斯德国心脏地区构成威胁；使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而英国人认为，在北非地中海等地开辟的战场都是第二战场。
1941年6月下旬，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很快就要求英国立刻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从而开辟第二战场。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当时美国尚未正式参战，英国势单力孤，没有力量在法国登陆。1941年12月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反希特勒同盟的兵力和物质资源。
美国参战前就制订了“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即希特勒德国是头号敌人，必须先打败德国，回头再收拾日本，至于意大利，因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均小，不是主要作战对象。美国人认为：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地抗击日本，就会使盟国力量分散，另外两个盟国即英国和苏联就会有战败的危险，或者与德意形成长期僵持不下的局面；这样即使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胜后，也势必要与已筋疲力竭的英国和苏联一起去征服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是遵循先打主要敌人这样一条古老的战略原则而制订的，是一项明智的富有远见的战略抉择。尽管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少有影响的人对此表示疑议，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多数人仍保持“先欧后亚”的战略，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坚定支持。
1942年春季，美国军事当局提出一系列作战计划构想，主要是注重西欧战区，并规定在英国集结部队和武器装备，以进攻欧洲大陆。1942年4月1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西欧是最重要的战区，英国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应该在那里采取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备忘录还强调：“必须立即定下主要突击方向的决心”，而“定下决心马上就可以制止兵力、兵器的进一步分散。”备忘录具体规定英美军队对法国北部的进攻在1943年春天实施。备忘录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向法国境内大举进攻的各种准备工作，主要是在英国集结兵力，代号为“波利乐”；一是1942年举行进攻法国北部卜雷斯特或瑟堡的有限战役，代号为“痛击”。罗斯福立刻批准，并派自己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前往伦敦与英国协商。罗斯福还写信给丘吉尔，请求赞同美国的计划，信中写道：“哈里（霍普金斯）和马歇尔所要告诉您的一切，均是我的由衷之言。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便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国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所杀死的德国人和摧毁的装备，比你我两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英美两国代表伦敦会谈于1942年4月8日至14日举行，双方举行了好几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美国的战略计划。14日丘吉尔首相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表示，英国完全支持美国总统的重要建议，但又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能完全把其它战役搁置一边，并指出了继续保卫印度和中东的必要性。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丘吉尔的外交是，以故意的热情同意美国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使他所不同意的那些部分失去作用。”英美这次伦敦会谈就以美国的建议为基础，制订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共同计划达成共识。但关于1942年可能举行的有限进攻战役则只要求根据苏德战场的形势而定，没有具体成果。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文雅而严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先后出访英国和美国。他访美归国途中，再次到伦敦。
5月20日，莫洛托夫一行到达伦敦。莫洛托夫宣布：他此行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签订英苏共同反德条约，一是关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说，英美两国政府都在研究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不过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暂时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英军联合作战部司令官蒙巴顿海军上将在与苏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引用了专门准备的有关英美两国现有的登陆舰艇和飞机数字，证明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
5月29日，莫洛托夫抵达华盛顿。罗斯福对莫洛托夫说：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限于登陆舰只和准备工作不足，只能推迟到1943年进行；但为援助苏联，他正在说服美国军人承担风险，并以6-10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实施登陆，即使不能保证这次战役取得胜利，但“为了在1942年援助苏联，应该作出牺牲。也许还得经受一次敦刻尔克……但是这次战役在影响德国人的士气方面，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将缓和局势，并将进一步提高红军的士气。”罗斯福本人不能决定第二战场，必须与英国人合作。罗斯福致信丘吉尔，通报他与莫洛托夫谈判的情况。他写道，莫洛托夫对未来几个月苏德战场的形势深表担心，罗斯福认为，“这种担心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企图摧促我们”。罗斯福强调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在1942年开始进攻，并且特别希望莫洛托夫“此行回国时能带着某种实际成果向斯大林报喜。”6月3日苏美就莫洛托夫此行的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协议。公报指出，“在会谈过程中，对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该公报于6月11日和12日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6月9日，莫洛托夫再次抵达伦敦，与丘吉尔举行会谈。当莫洛托夫向丘吉尔通报罗斯福总统准备冒“第二次敦刻尔克的风险”，以6-10个师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设想时，丘吉尔激动地说：“我无论如何都不去进行新的敦刻尔克冒险，不管谁建议我这样做。”丘吉尔还说，以6个师的兵力于1942年秋天在法国登陆的实际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但这次登陆是否能够实施，将取决于当时可能出现的具体形势；如果连一线成功的希望也没有，那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实施这种有限进攻战役。莫洛托夫经与丘吉尔激烈争辩，使他勉强同意仿照苏美公报的格式，将苏英会谈过程中“对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这一措辞写进苏英公报。但丘吉尔在6月10日会见莫活托夫时明确表示，公报中关于1942年第二战场的措辞，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在第二战场的日期方面承担了明确的义务。”
莫洛托夫的伦敦会谈和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苏英和苏美协定的签订，以及苏英和苏美关于第二战场公报的发表，不仅巩固了反希特勒同盟，而且促进了被法西斯占领各国的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积极发展。然而，会谈过程表明，美国对开辟第二战场态度积极，而英国却十分勉强。
莫洛托夫刚离开伦敦，丘吉尔就决定第二次访问华盛顿（第一次是在1941年12月）。6月13日他致信罗斯福：“由于通信不能解决所有没有解决的困难问题，我认为我必须到您那里去。”丘吉尔急急忙忙出访美国，主要是担心美国政府与莫洛托夫会谈后，可能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积极支持苏联。丘吉尔想亲自说服罗斯福放弃在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丘吉尔津津乐道的是“体育家”计划和“丘辟特”计划。“体育家”计划是英美部队在西北非登陆，后来改称“火炬”作战计划。“丘辟特”是在挪威北部的作战计划。
1942年6月17日，载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和战时内阁成员伊斯梅将军的“波音”飞机飞往华盛顿。总统与首相在纽约附近罗斯福的海德公园住地和两国参谋长在华盛顿同时开始了英美会谈。6月20日，丘吉尔交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陈述1942年不能开辟第二战场的理由。的确，备忘录中也写进了准备“波利乐”计划的必要性，但结尾却强调：“英国政府不赞成必败无疑的战役，因为这对俄国毫无帮助……。我们坚持认为，在今年不应在法国登陆。”备忘录建议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以代替1942年在法国登陆。其论据是，盟国不能在“1942年期间听凭大西洋战区无战事”，这种战役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
美国三军参谋长研究了丘吉尔的备忘录后，向罗斯福总统指出：丘吉尔建议的“体育家”计划是欧洲登陆战役的“不祥的代替物”，因为它必然导致大量转移拟用于欧洲登陆所需的舰船，从而削弱主要战略方向的突击力量。美三军参谋长还严正指出，在西北非登陆“即使完全成功地实现，也不能迫使德国人从俄国战场撤走一兵一卒，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
由于美国军方领导人坚决反对实施“体育家”计划，6月20日英美两国军事领导人准备了一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盟国1942年-1943年进攻战役的报告，该报告是以美国的观点为基础的。报告强调：两国应当“坚定地坚持、坚决和尽可能迅速地推进‘波利乐’计划的基本决心”；现有条件下不应当实施“体育家”战役；仔细研究1942年在欧洲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在必要和具有特别有利条件下采取行动。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会谈时没有批准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而是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
6月21日丘吉尔收到了英军托布鲁克要塞投降的消息。英军的这次失败将与会者的注意力引向北非问题，双方都着手讨论援助中东战区的具体问题，使关于未来英美总体战略的会谈暂时中断了。
6月25日，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返回伦敦。这次华盛顿英美首脑会谈，关于西方盟国对德国军队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突击的地点问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在英国继续集结兵力兵器的“波利乐”计划照常进行，这既可用来进攻欧洲大陆，又可使盟军在北非登陆。双方在“痛击”战役和“体育家”战役之间尚未作出抉择。然而丘吉尔说服罗斯福，“体育家”战役较之其它战役更符合英美两国的利益，这是丘吉尔的一个胜利。
英军在利比亚的失败，使丘吉尔的政治地位受到动摇，他迫切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挽回政治影响。丘吉尔访美归来后，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坚决态度敦促美国支持在西北非登陆的计划。7月8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语气十分坚定：“英国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将领均不预备推荐‘痛击’计划为1942年可能实行的作战行动。”“我自己坚信，法属北非的战役（“体育家”计划）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个计划一直是和您的意见符合的。事实上它是您的主导思想。这是1942年的真正的第二战场。我已与内阁和国防委员会商量过此事，大家看法一致。这是今年秋季可能实行的最可靠的、最有成果的攻击。”
7月14日，丘吉尔再次致电罗斯福：“我极盼望您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我已发现，没有人认为‘痛击’计划是可行的。我很希望您尽快实行‘体育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