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有“阿菊”
胡平
一
据帮助日本建立情报机构的德国警察总监舒迪维尔日后透露，在日俄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约使用了四万名间谍，在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此外，在这场对俄国的情报战中，日本女性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的一些资料里，称日本的女性情报人员，有许多出自于札幌的“妓女间谍学校”。
一八九六年，玄洋社在北海道的札幌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该校主要讲授俄语和俄国的风俗人情，并进行各种搜集情报技能的培训，学员毕业前还得潜入西伯利亚实习。此后，该校又增设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运用美色猎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日后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这所学校也因此有了“妓女间谍学校”的绰号。
在国内的资料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
“西伯利亚阿菊”，原名山本菊子，一八八六年出生在九州，七岁时，因家贫被卖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山本菊子遇到了黑龙会的始作俑者内田良平，后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间谍潜质，将她送入“俄华语学校”精心培养。日俄战争爆发后，十八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在日本情报界初露锋芒。
一九一八年，日本伙同一些西方列强出兵西伯利亚，占领了俄远东地区的一些城市，对现已被俄罗斯史学界称为“十月政变”的“十月革命”实施武装干涉。精通汉语、俄语和朝鲜语三门语言的山本菊子，被派往三国边境一带活动。她与俄白军和中国东北的马贼相互勾结，搜集到俄红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西伯利亚阿菊”的大名逐渐响亮起来。
后来，俄白军被红军击败，二十五万残部退入中国东北地区。他们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军队残余，季捷里赫斯将军、卡佩尔将军以及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军队残余。日本企图将后者的几万残部拉到哈尔滨、大连一带，为日本侵华战略服务。然而，谢苗诺夫对此建议不感兴趣，他麾下有不少人是俄中边境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他们只希望在家乡附近活动。山本菊子奉命再度出山，先是使出“美人计”，将谢苗诺夫迷得晕头转向，接着又向其提供“绝密情报”，称苏俄特工人员已潜入满洲，伺机暗杀他，只有投靠日本人才有出路。在山本菊子的软硬兼施下，谢苗诺夫最终带着队伍归顺日本。
此后，山本菊子又乔扮中国人，收买了二十多股马贼，有了做山大王的意思。不但在东北地区到处搜集情报，而且四处袭击反日武装。
一九二三年，三十七岁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尔滨，“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
在国内的资料里，对“满洲阿菊”的描述是——
“满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双亡的她，自幼就被送进“妓女间谍学校”培养。十五岁时，河村菊子已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姑娘，玄洋社派其潜入中国活动，在此过程中，她与一名日本间谍“勾搭成奸”，不久，其情人被沙俄军队处死，从此，她与俄国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战争爆发后，河村菊子奉命来到东北，化名“小金凤”，嫁给了马贼杨大新。在她的枕头风下，杨大新屡屡攻击俄军补给线，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报。杨大新战死后，河村菊子掌握了这股土匪武装，好像又成了寨主，带领这股马贼在中俄边境地区流窜多年，刺探苏联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情报。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炸死了奉系首领张作霖。其子张学良在东北地区严查此案，发誓要抓到杀害父亲的仇人。日本人担心参与此事的汉奸刘载明泄密，决定将其弄到大连后灭口。为了防止刘载明在路上被东北军查获，河村菊子衔命出马，她与刘载明扮成一对中国富商夫妇，成功地混过了东北军的检查，乘火车顺利到了大连。火车刚一到站，河村菊子就将“丈夫”交给了日本宪兵，河村菊子因此立了大功，并有了“满洲阿菊”的绰号。
国内还有文章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河村菊子又跨越中国，由白雪皑皑的东北，来到凤凰树一片苍青的广西。此行的目的，是为着离间两广军政大佬余汉谋和中央蒋介石的关系，结局却是广西成了她的不归之地……
所谓“大陆阿菊”，则是一个统称。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本情报机构不但在关外，还在关内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了大量高级妓院，其中有不少是女间谍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这些“大陆阿菊”年轻貌美，床上床下，无不深通关节，曲尽其妙，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前赴后继地沦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以上可见《日本黑社会办妓女间谍学校祸害中国50年》2006年3月16日《环球时报》等）
在检点国内书上、网上有关“阿菊”们的资料时，我总有些看“演义”的感觉，比如“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她们总有某些经历让我想起《水浒传》里负天罡地煞之数的扈三娘、孙二娘，还有《林海雪原》中的蝴蝶迷。当然，因为“苦大仇深”，也因为众多国人笔下使惯了的批判性语言，诸如“勾搭成奸”、“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等，也让我觉得这恐怕不会是原汁原味的历史。
我请日籍华裔作家林小玎女士在日本专门查找，看看是否有她们生平的准确资料。结果，她给查到的，并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是——
西伯利亚阿菊：被誉为“稻佐（地名）女王”、“俄罗斯海军之母”，其原名叫道永荣。长崎市的纪念碑以“长崎三大女杰”之一对其有所记录。作家马稻子的着作和舞台剧《鹤港——长崎异人馆》，描述的就是她的故事。一八六○年，她出生在九州一个叫天草的地方，十二岁走出家乡，由此，从上海到西伯利亚的贝尔加湖，都留下了她广泛的足迹……
她与俄罗斯的关系很深，关于她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军总司令官古罗巴托金，以及与乃木大将对阵的斯特瑟鲁等人的交往，在民间有着许多传闻……
满洲阿菊：尽管有不少杂志和新闻的触及，但包围在这个人物身上的谜团不可谓不少。明治十一年，即一八七八年，她出生在山口县现在的熊毛郡，十七岁远渡朝鲜，后辗转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等地。她为协助日方军队立下了各种功劳，接受过日军首长和赏勋局总裁赠与的奖金。死后安葬在哈尔滨日本人墓地。
又有一说是，在满洲某个重大事件中，张作霖的一个把兄弟被处以死刑前千钧一发的时刻，她及时相救，也使她从此投入了土匪队伍，以女匪首的名声威震一方。当时，她发行的通行证，在当地民众中使用率最高。传说她后来因病不起，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结束了她三十九岁的短暂生涯。尽管《人名辞典》记载她的本名叫“山本菊子”，但这未必准确。
在日本，还有《土匪与女将军》等书，均是以曾落草于土匪的中岛成子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们认为，中岛成子就是“满洲阿菊”。在国内出版的《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逄复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里，也肯定中岛成子是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二部的女间谍。
中岛成子应确有其人，最有力的证据，是她儿子中丸熏为否定社会上关于他有日本皇族血统的谬传而发布的公开声明。大意如下：
母亲中岛成子，出生于枥木县小山市一个大地主家，在七名子女中排行第三。年轻时作为日本红十字会派出的护士到了满洲，经奉军顾问盯野武马介绍，在张学良府邸做了家庭教师。不久，与奉天铁路局参议韩景堂恋爱结婚，生下姐姐、我与弟弟三人。当时中国的风俗难以理解，韩景堂娶了若干房太太，而且，所有人都是明媒正娶。因此，我们也算是韩正式的子女……
一九四九年，韩景堂去了台湾。母亲却因“间谍”罪名在中国大陆被捕。我出生后被过继给中岛成子的弟弟夫妇，与生母情缘一向稀薄。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母亲被中共监狱无罪释放，返回日本。此时，我正在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大户人家的出身，本人当过护士小姐，且又为中国的绅士所爱，嫁去了大户人家，还生下一个日后留学美国的高素质儿子，怎么看，中岛成子也不像是个土匪队伍里挥鞭走马的女将军。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也是女性。
林小玎告诉我，在长达二百余万字的原版日文《陆军中野学校——谍报战史》一书里，提到此人是“世界最高水平之女间谍”。她有着在中国女人中一个很常见的名字——李秀兰，满族人，长相漂亮，会说俄语。一九三二年，任“满洲国”中央军政部警务司司长的日本人甘粕正彦，奉命到上海设立“村井机关”，任务是获取流亡在沪上的“朝鲜独立团”企图暗杀日本要员的计划。在该机关中，时年二十五岁的李秀兰与日籍特务崛城伪装成夫妇，在法租界活动。
以后，两人又在东北再度合作。“满洲国”军队驻黑河旅团司令部里有一个姓邓的少校参谋，安顿在哈尔滨的家里有两房太太，大太太中规中矩，反遭冷落，二太太挥霍无度，偏受宠爱。李秀兰以钱开道，与二太太很快打得火热。一日，骗其出门，崛城即用早准备好的一副雪橇，将其绑架去了俄国境内，再发快函给邓某，勒索他必须盗来“满洲国”军队密码，否则一定撕票。邓某无奈，那时没有复印机，只好将整本密码盗出。东窗事发后，邓某被送上军事法庭。此案被称之为“甲编暗号事件”，在东北曾轰动一时。
除这段可以去旧史上查到的“事迹”，传说中，李秀兰还与林海雪原里的“座山雕”们多有接触。并领着一帮面目不清的汉子冲击一回法场，抢出来的是一土匪头目，该土匪队伍此后为李秀兰指挥。在《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一书里，将她记为“抗日义勇军”女队长（第217页），其后在中岛成子的策反下，成为日本特工。传说里，李秀兰一直只身孤影，夜半惊寒。直到“二战”日本战败，她才金蝉脱壳，嫁给了中国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她如何得以隐身逃匿，还有这位“夫人”的名字，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倘若你去过日本，你会了解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八日的两次原子弹爆炸，在广岛和长崎共造成了二十四万多平民百姓的死亡，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它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有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了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令人无法怀疑。又在“二战”末期冲绳大战的遗址，你会看到，日本人、韩国人、美国和英国人，共二十二万战殁者的名字，一笔一画地刻在纵横成阵的黑色大理石碑上——一种典型的日本行事风格。
而在这里，“西伯利亚阿菊”，给人“间谍”的印象并不深，似乎只是一个敢于闯荡天下，又在俄国的朝廷里如鱼得水的一个交际花。
说法不少的“巾帼英雄”——“满洲阿菊”，更像一张没有对准焦距的照片，给人以模糊，乃至重叠之感。如果说，她本名真是日本《人名辞典》中的“山本菊子”，可到了中国，怎么又变成了“河村菊子”？倘若说山本菊子和中岛成子其实就是一个人，那怎么会一个出生于本州中部的枥木县，一个又出生在本州岛南端的山口县？还有李秀兰的那份劫法场、当土匪头目的经历，怎么又有些山本菊子的影子？如果以为这后两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人，可看其年龄，在日俄战争时，李秀兰还未及呱呱坠地……
模糊，重叠，矛盾，漏洞。真实性几许？有多少以讹传讹？而这些，说明什么呢？
林小玎女士认为，在日本现今查询到的相关资料里，作为有编制的女性情报人员，其实并不存在。无论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以及“大陆阿菊”，还是后面要提到的河原操子，乃至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她们并不具有国家间谍的性质，即与日本官方、军方并无正式的组织关系。或者说，都听说前苏联“克格勃”擅长放飞“燕子”，但在国家派遣的正式情报人员里，日本只有“乌鸦”，没有“燕子”。
二
日本在海外的情报战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却又不是空穴来风。
在列岛，淫业被称为“风俗业”，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产业。《江户参府纪行》里有叙述说，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到日本的欧洲老外在路经江户（今之东京）近郊的风化区时，对大白天男人进出娼家，就如同出入咖啡店一样毫无愧色而惊愕不已。
明治时代，一方面，社会的剧烈转型，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尤其是日中、日俄两次战争的胜利，都大大刺激了国民的性欲。有资料记载，仅前次战争爆发的一八九四年，在当时人口只有十万人的出兵港口广岛，就生下了二千多个私生子。明治后期，淫业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迅猛出现，数量超过公娼的两倍有余。进入昭和时代，由于列岛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卖女为娼的情形在农村极为普遍，“慰安妇”制度也正式出台，更使淫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另一方面，明治政府推出“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生活陷入困顿。同时，高速扩张的工业又急需大量资金，而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正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为此，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国民向海外移民。对于不懂所在国语言，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的女人来说，抵达移民国后最容易从事的行业，便是一个最古老、最简单的行业——淫业。在一种素来对性持无忌和坦白态度的文化氛围里，倘若说，为了生活和家庭卖身并不觉得耻辱，那么，在“富国强兵”的目标下充做“肉弹”，更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宽容和亲人们的默许。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自由党魁板垣退助往欧美旅行途中经过香港，记述他此行日程的《板垣君欧美漫游录》一书提及：此时居住香港的日本人，仅男子十余人，女子二十余人。大部分妇女均以卖淫为生。一八八七年，在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大约有七百人左右，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除油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料理店、杂货铺外，有一半以上开的都是妓院。
一八九五年，移居泰国曼谷的日本人为七十八名，其中“娘子军”二十四人。其时，新加坡已成为日本妓女进出南洋地区的中心地，根据山崎朋子小说《山打根8号娼馆》改编的日本电影《望乡》，其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一九○三年，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俄国在中国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旅顺做了一项调查，当时这个地区的日本妓女有二百零一人。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一千四百零三人，占到当地日本移民总数的一半还多。日本移民一般从西伯利亚东段的海参崴登陆，继而从西伯利亚中部向满洲地区散布开来。估计当时在满洲各地的五千余名日本人里，女性人数达到了男性的两倍以上，相对于满洲地区其他国籍的移民，如此高的女性人口很是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