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哈特也承认“不流血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但是物以稀为贵，它的意义不是迅速减少，而是不断增大。这种胜利的价值，就在于它证明战略和大战略所具有的极大潜在能力。”
利德?哈特的意思是很清晰的，那就是军事战略服从于国家战略，而军事战略只不过是国家战略用以达成其整体战略目标的一种选择途径而已，“按照一般的规律，国家政府既要负责决定大战略在战争中的目的，也要解决战略的作用问题----是用来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呢？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可以装着许多不同的器械。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会战（战斗）也只是达成战略目的的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条件有利，使用军事手段往往能够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条件不利，那么，使用军事手段就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利德?哈特又认为军事战略家的真正责任在于为实现自己被要求的军事战略目标而创造出最为有利的战略形势，“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由政府授权某一位战略家，让他去作出一种军事决定。这样，他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求获得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他的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形势本身当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只要继之以会战，就一定可以获得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显然，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就是进行大规模会战的论断并不是在所有情形下是正确的，而且受到了诸多军事战略家们的怀疑和反对，在此处，利德?哈特就是质疑并推翻了这种论断。
正面攻击的反作用
由于敌人的后方营地和补给线对于敌军战斗力的维持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敌人的后方施以物理性压力，常常能产生心理上的效果。”而由于现代军事单位统制的规模比较庞大，因此，当敌人的后方受到攻击时，它要将其用作攻击的前方部队转向后方就需要一段时间，而我方则正可以利用敌人前方攻击矛头转向的这一间歇期来使敌人陷入困境。
分开使用兵力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
“为了使战略的艺术和效力得以复活，首先要使分散性的战略前进方式复活起来。”而“为了代替那种以集中兵力进行集中打击的单一思想，我们提出三种方案，可以根据情况任选一种：
一、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都指向一个目标。
二、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依次指向几个目标。
三、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同时指向几个目标。”
利德?哈特或许不曾想过，还有一种更为理想的间接路线，既然敌军的军事指挥官对敌军发挥着关键性的调节作用，那么我方完全可以费尽心机地通过某些方式除掉敌人的军事统帅，然后在交战之前向敌人宣布：“喂！你们的司令官已经死了，现在投降吧！”但是，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所谓诡诈与欺骗敌人，只是在某些时候才会发生作用，并且现实的条件总会使得诡诈与欺骗无法实行。间接路线自身也有其致命缺陷，那就是它无法确保敌人会完全按照我方的意愿行事。
让我们来看看利德?哈特为战略上分散地前进所提供了军队行动的新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一是要使部队越过敌人战线而渗透进去，控制敌人的一定地盘，但不是去夺占防御地区；二是在实际上促使敌人的行动瘫痪，而不是在理论上谈击毁敌人的兵力。”正如利德?哈特本人所说，现代军事单位的统制规模越来越大，而要想使我方统制规模庞大的军事单位渗透进敌人正面设防的战线而进入敌人的后方，其困难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小规模的特种部队渗透是可以的比如空降兵，但是这样的特种部队肯定无法代替我方主力部队的作用，此外，敌人严加设防的地区必然是具有重大战略作用和价值的地区，至少在敌人看来是这样，而想要控制敌人的地盘却并不去占领它的防御地区，想要做到这一点恐怕是极不现实的了。想要使敌人在行动上瘫痪，却回避正面打击敌人这一做法，而除非你在事先或先进过程中有着充足的时间与条件来实施间接路线，否则你只能通过直接的打击来迫使敌人在行动上如我所愿。
但是，利德?哈特说“部队的流动有可能保障取胜，而把兵力集中起来，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则是十分符合现代战争的战术特点的。
几乎所有研究军事战争的人都认为，对敌方造成心理上的严重打击，将会比用军队直接攻击敌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如果一定要在打击敌方的心理与压迫敌方的军事行动之间选择一种方式，而不同的人就会作出截然对立的两种选择，信奉间接路线的人会选择前者而强调正面出击的人则会选择后者。在我看来，这两种选择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都可以看作是最终实现我方战略目标的一种途径选择，所谓殊途同归，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你作出何种选择，最终都是以敌方的行动服从于我方的意志为表现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