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写作《六国论》的本意，在于借着秦灭六国的事实来反讽他所处的宋王朝。当时的宋王朝虽然统一了中国中原及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享有着规模庞大的人口与经济优势，但是却在对外族契丹、西夏国的战争中屡次遭遇败绩。宋朝的统治者因此而不停地向契丹和西夏输送金银财物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局面，据宋史中记述，当时的宋朝每年都要向契丹输送二十万两白银、三十万匹绢，每年向西夏输送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和三万斤茶，但是契丹人和西夏人却并没有因此而真正放松对于宋朝的进攻，相反，他们恰恰认为宋朝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宋朝太过软弱，结果，契丹和西夏国一面接受宋朝的岁贡一面却不停地骚扰和进犯宋朝边境。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史学家们争论说，如果当时的宋朝下定决心进行军事革新以求得军事上的胜利，那么宋朝就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并且极有可能因此而统一天下、走向强盛局面。然而，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宋王朝回避战争问题，而恰恰是因为它在大大小小六十多次的战争中屡屡遭遇失利而不得不谋求通过其他的途径来维系现有的统治体系，反过来，又因为试图通过向契丹和西夏输送岁贡的方式来求得暂时的安稳结果又进一步加深了宋朝对外战争中的软弱态势，这种以贿赂外族势力求取暂时的安稳结果反而进一步加深其软弱态势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宋王朝的衰亡。
苏洵探讨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全是在于它们回避与秦国的交战，赵国、燕国都曾经试图同强大的秦国进行军事对抗，但是它们不能够成功的原因却在于六个国家不能够团结一致合力对抗秦国。试图通过用土地贿赂秦国以求得暂时的安稳状态，而回避与秦国之间的彻底军事对抗，这才是六国相继灭亡的真正原因。
信奉军事谋略逻辑的人挖空心思地去设想和探讨如何采用巧妙的谋略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却从不去深入思考谋略得以成功实行的深层次原由。巧妙的谋略如果没有深层次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就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果，笨拙的谋略如果能够得到深层次的军事实力的支撑，就可以发挥出实际的效果。这并不是说谋略本身不重要，而是说谋略的实行必然要以军事实力的存在为前提条件。
以谋略治军的做法最为关注的是如何使用现有的兵力以达成作战目标，而军事战略真正所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积蓄和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使用军事力量以达成战略目标肯定是军事战略所要关注的对象，但并非唯一的也并非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战略的三个运作过程即创造、积蓄和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是连贯为一体并且在军事战略的整体框架中同等地发挥着作用的。只关注如何使用现有的军事力量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军事力量的产生与维持的重要性却仍然集中精力于如何使用军事力量，所以以谋略治军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沦落为纯粹的战术行动。所以，在西方人看来，《孙子兵法》是纯粹的行动学，他们对于《孙子兵法》的译法为战争艺术，即是显示了他们的这种看法。人们大都喜欢从一种兵法中直接找到或者很容易地找到能够指导自身行动的东西，因而《孙子兵法》这样的著作就极容易被人们所普遍认可和推崇。
同时，也正是因为只关注如何使用现有的军事力量，而现有的军事力量又总是被认为是有限的，所以那些信奉以谋略治军做法的人总以为战争是对于力量的纯粹消耗、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因而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战争最好不要发生、如果一定要进行的话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估算的作用、战争的害处
始计篇第一：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谋攻篇第三：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孙武之迷信于谋略战法已经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只要能够抵挡得住敌军尚且可以一战，却还要等到五倍于敌的时候才决定进攻，十倍于敌的时候居然还要围困。拥有如此雄厚的兵力却要围困敌军，其理由是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全国为上”的所谓理想化境界，而动用如此庞大规模的兵力、进行更长时间的围困战，这难道不会因此而耗费掉大量的时间和更多的物资供应吗？孙武从一开始就极力渲染战争耗费巨大、其后又主张“兵贵胜、不贵久”，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公元前205年楚汉之争中汉军围困雍王章邯于废丘城达一年之久的原由并不是因为他们信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类的谋略逻辑，而是因为他们在一开始就在攻坚战中受挫而为了及时向东方进军因而围困是迫不得已才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