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空创建新军事力量的做法之所以难以实行，其原因有二：一个是你根本没有权限创建新军事力量，另一个则是因为你没有军事力量基数因而无法在其他军事力量主体干预时确保你可以顺利地创建。19世纪下半期日本人所进行明治维新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是要创建一支绝对效忠于天皇的新式军队，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日本人的这支后来在东南来各国中间臭名昭著的皇军绝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其1867年推翻幕府统治的那一主导军事力量为基数而重新编排和组合而成的，而假若没有这一部分倒幕军事力量作保障，甚至天皇根本无法创建新军队，而明治维新本身也就根本不会发生并顺利进行。
一说到力量这种东西，一般人难以准确地理解其内涵，但是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来使他们更容易地理解力量。日常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会谈论到数量与质量的问题，而力量就相当于人们所说的质量。
维持军事力量的战略哲学依据是质量的保障和改善，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前后，亚历山大大帝以少数兵力彻底击败波斯帝国的战争过程既能够说明亚历山大在以少胜多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同时也能够反证出亚历山大军队的战斗力之强和波斯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
国家在平时拔出一定的财政收入用来保持既有的军事力量使其水平不至于降低，这就是质量的保障，国家鼓励军事技术创新并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这就是在进行质量的改善。由于质量的改善总是能够提升军事力量的水平，因此那些处于积极进取状态的国家，总是将军事力量水平的提高来作为其维持军事力量的主要做法，而军事力量质量本身也就在其水平得以提升的过程中得到了保障。
“国家真正的防御力量是它的军队，而不是它的防御工事，军队构成国家这一巨型要塞的灵活机动的有生屏障，防御工事只是其阵地设施而已。”
军事力量就像水流一样，水流的缓急除了受到源头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各种地势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军事力量同样如此。水流遇到险峻的地势就会不得已绕道，而遇到低平的地势则顺道而下，坦克的战斗力在平坦而开阔的地面上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可是一旦遭遇崎岖的地形或者不得不进入山林作战而其战斗力就会下降，散兵的战斗力多是缘自于其对于地势和环境条件的灵活适应，然而假如将散兵投放到开阔的平坦地势下而其战斗力同样会下降。炽热的气候会通过蒸发作用使得沿途的水流量减少进而影响其流速，同样，炽热的气候也会使得军队的体力和耐性受到影响进而削弱其战斗力，寒冷的气候能够使水面冻结而水流只能在冰层下面流淌，同样感受到气候寒冷的军队其内心的思维和行动的范围也会受到禁锢。由此看来，军事力量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想要把握住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要领想要操控军事力量却并不是什么难事，一个人的体力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条件下有大有小，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有效的训练来控制其体力。
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都是以现实中存在的军队为支柱的，没有现实中存在的军队，而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因此，身为最高统帅，其对于军事力量的产生与使用这两个环节可以不直接过问或者较少关注，但是却不能不关注军事力量本身的维持这一环节，因为这一环节的内涵即是要关注现实中存在的军事力量本身。
所以，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尽管主张法、术、势三位一体，但是却谆谆告诫君主要牢牢地掌握权力，因为只有在此前提条件下，法、术、势三位一体才能够得以运动和真正发挥出效力。据说，晚清帝国的摄政王载沣在访问欧洲时德皇威谦三世传授给他的治国秘诀是要交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当中国的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时，他总是寄希望于那些手握军权的军阀，结果革命只是在名义上取得了成功而革命的成果被被各路军阀所偷取，以致于孙中山晚年感叹道中国革命虽然早于俄国十月革命却不及后者成功更早。当******在领导军队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他吸取了孙中山革命依赖军阀难以成功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思想，这倒不是因为他崇尚暴力而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必须由共产党人自己掌握革命的军事力量，所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军事力量构成了军事战略的现实性支柱，而军队本身则对军事力量发挥出了承载作用，因此，关注军事力量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关注军队本身。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军事战略人，必然要以军队本身及其活动为对象和研究主题，离开了军队本身去研究军事战略、摆脱了军队活动去研究军事战略，这样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研究军事战略，想要进一步全面准确地阐释它，也必定会涉及到其与国家整体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形式，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也仍然是建筑在军队本身及其活动这一主旨之上的。一个人际关系研究者，从来不关注作为现实性支柱的活生生的个人内涵和特性，而是通篇大谈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样和不应该怎么样，这样他们的说法就难以脱离实际和天马行空了。而研究管理学的人则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既然管理学所涉及到的是如何管人，那么人就构成了管理学的主线，自然地人和人性也就构成了一切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