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王朝的帝乙丢掉政治中心、身死国灭的情形相反的是楚汉之争中西楚霸王项羽丢掉其政治中心彭城之后依然能够率军回击彭城转败为胜。公元前205年的情形是，项羽正率领着他的主力部队在东北方向上攻打背叛他的齐王国，而处于西边关中地区的汉王刘邦则纠集了周边的诸侯国军队合计约56万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直取项羽的都城彭城。面对政治中心被夺取而在前线一时又难以战胜齐王国的危急情势，项羽决定留下绝大部分军队继续对付齐王国，而他自己则亲自挑选3万兵楚军精锐急速杀回彭城，由于项羽本人的异常勇猛与楚军的强悍战力，刘邦所集合起来的56万汉军根本难以抵挡而陷入惨败的境地，刘邦本人也在向西逃回其根据地的过程中险些被楚军俘获。项羽的处境，在司马迁的笔下其实与1046年时商王朝的帝乙的处境相类似，两者都是在主力部队正在远方作战时其政治中心面临被攻克的厄运，而且帝乙本人的残暴性格据司马迁的记载与项羽本人的残暴不相上下，然而之所以面临相似的遭遇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局，那正是因为前者在丢掉政治中心的同时其最高统帅机关也被摧毁而后者则能够在政治中心丢掉之后坚持率军抗击的缘故。
在1399-1402年的靖南之役中，燕王朱棣的军队在前三年时间中都在致力于稳固他的后方基地和打败前来讨伐他的明朝政府军，随后，他从明帝国都城南京城内的内应那里得知南京城守卫空虚建议他率军直接攻陷南京。于是，朱棣便放开正与他缠斗的明朝政府军沿途绕过不愿意归降他的城池而带着他的10万大军攻入南京，南京一陷落而建文帝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朱棣于是便立即在南京宣布继位为大明帝国皇帝，自此他便得以掌握明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并且凭借此来逐一消灭反对他的势力。朱棣的这种战法有时也被形容为长驱直入，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长驱直入就意味着他的军队可以不受限制地直攻敌军的政治中心，人们不应当忘记，朱棣是在用了三年的时间彻底打败了明朝政府军的主力的情形下才敢于长驱直入攻入南京的，并且如果不是他本人属于已故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亲生儿子而沿途的一些城池守将保持中立或者根本不愿作拼死抵抗的话，朱棣长驱直入只会是自寻死路。
那些信奉战略决定成败的人所经常强调的论调是如果你的战略方向错误而你再怎么努力注意细节，而你只会南辕北辙、越走越远而绝无可能会走向成功。许多人也相信战术上的成功可以弥补战略上的不足，但是，假如你的战略不足不是策略选择上和执行部分的不足，而是方向和目标上的根本错误，那么你的战术即使很精巧也难以弥补战略上的不足。陈庆之率领仅有的7000人屡次战胜实力远胜于己的北魏军，无论北魏内部处于怎样的一种空虚境地，而你都无法否认陈庆之本人高超的战术技巧，而且在陈庆之拿下洛阳、元颢进入洛阳称帝之后，梁武帝的战略目标应该算是达到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梁武帝的这种战略目标是带有敷衍性质的控察，而并非其认真对等和真正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佐证之一就是在陈庆之北伐的过程中无论陈庆之是战胜还是战败而梁武帝都没有对他进行过援助，基于这种情形，而元颢一开始就与陈庆之之间存在着裂痕而并不可能真正像君臣关系那样保持亲密合作，因而即便是最终元颢及陈庆之真的消灭了北魏军而控制了北魏全境也并不能说成是梁武帝战略上的成功而只能说成是陈庆之凭借着其战术上的成功弥补了战略上的不足，但是事实是陈庆之最终遭遇了失败，他的精妙战术最终无法帮助他弥补战略上的不足。
战略方向上的错误并非是无法挽救的，但条件是实施者能够及时改变方向，但是梁武帝并没有这样做，想要使一个战略实施者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其战术取得辉煌成就之时改变他原来的目标与方向，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之所以说战术上的成功会弥补战略上的不足，那是因为战略的实施者能够在战术所赢得的胜利和环境条件下获取缓和的空间来修改现有的战略并在战术上的缓和究竟被消耗殆尽之前及时将这新的战略付诸实践；之所以说战略的成功实施会弥补战术上的不足，那是因为战术作为战略整体框架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实行不利时，它还可以有战略这个整体框架为依托来获取修改的缓和空间，但是前提条件是战术的不足还不足以对战略的整体框架形成致命威胁。
汉尼拔、拿破仑都是杰出的战术英雄，然而他们却并非精明的战略家。
汉尼拔在战术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没能延续这种战术上的成功，更没有能将这种战术上的成功真正上升到战略上的全胜。
二战期间享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非洲军团指挥官隆美尔的例子最具说服力：
隆美尔在1941年的2月6日被希特勒派往北非与英军作战，这时非洲的战况是，意大利在1940年6月向英国宣战之后出兵北非乘机进攻英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埃及和索马里并从英军手中夺取苏伊士运河以控制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但是在12月英军开始反攻之后，意大利军队却立即败退并向利比亚境内撤退，1941年英军又增强了在北非的兵力而对意大利军队进攻猛烈攻击，意大利为此损失了十个师，但是希特勒派拔给隆美尔援助意大军的军队只有一个轻快师和一个装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