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至1942年底，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边区的财政难关已经渡过。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他的这篇报告及1943年写成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构成了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5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
对朱德“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泽东十分赞成。他风趣地发挥说：“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口号基本得到实现。
1944年，边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观。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率显着提高，边区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只占31%，因此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1941年财政最困难时，征收公粮20万石，1945年减至12万石。
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向劳动英雄学习的生产竞赛运动。
在边区涌现的第一个着名的劳动英雄是延安县的农民吴满有。吴满有在土地革命时期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他早起晚睡，辛勤劳作，多施肥，勤锄草，深耕土地，及时播种，每亩地平均较其他农民多收粮1/6。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吴满有的事迹，并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号召“成百成千的吴满有涌现出来”。毛泽东对吴满有运动十分重视，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边区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1943年8月，他在一份电报中又说：“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此种方法(特别是劳动互相方法)”，不仅适用于陕甘宁边区，别的根据地也“正须提倡”。吴满有运动即是生产竞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劳动英雄倍出，大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业战线最着名的模范工人是赵占魁。赵占魁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入农具厂，任翻砂股股长，他的具体工作就是炉前看火。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他都坚守在熔炉前，工作极为平凡，又十分艰苦，但他几年如一日，从无懈怠。同时，他又努力改进技术，不断提高工作质量。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使全边区“有千个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涌现出来”。从这时起，赵占魁运动同吴满有运动一样，持续开展下去，成为工业建设发展的推动力量。
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举行招待劳动英雄大会，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着名讲话。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是人民的领袖”，希望他们“不要自满”，回去之后，要“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次大会把边区生产竞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1943年12月9日，毛泽东和陈云、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初，毛泽东看到林伯渠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他便向林伯渠表示：“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他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3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
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是从1942开始的，1943年、1944年发展为普遍运动。敌后的情况不同于陕甘宁边区，那里战斗频繁，不像陕甘宁边区那样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确定的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任务是战争，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但是，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生产也毫无例外地是所有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发给彭德怀的一个电文中说：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为此就必须实行各项正确政策。在对人民的政策方面，“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又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要求也应不同。以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率说，毛泽东认为，陕甘宁边区应力争达到100％，其他巩固区要达到50％，游击区应达到15-25％。
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我们党在战争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经济活动，一次学习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地区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走上坚实发展的道路；它以具体事实证明我们党所指引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之路，因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它使根据地内部的各种关系都得到调整和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政、军民、上下级的团结；它给我们党积累了领导生产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专家和干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大业作了一定的准备。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曾引用古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激励边区军民努力克服困难。事实正是如此，通过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在已经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的基础上，又在会办经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3、把群众组织起来
对于根据地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早在江西苏区时就有所考虑。他在主持苏区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对农村经济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主张。
在陕甘宁边区，民间很早就有变工、扎工等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用以解决农忙季节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府也曾根据江西苏区的经验，号召农民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农民生产小组、杂务队、优红耕田队等，但由于环境的动荡，这些组织基本流于形式。1937年国内和平实现后，边区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农业生产逐渐回升。1939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生产运动，不但部队机关学校行动起来，边区农村也掀起开荒热潮。这时，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越加突出。
适应这种情况的需要，一方面，民间原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又自发地增长起来；另一方面，一些地区的党政领导也开始进行较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的尝试。例如延安县，1942年为了完成开荒8万亩的任务，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大力组织扎工和变工，全县参加扎工队和实行变工的劳动力，占到全县劳动力的1/3。结果，大大推动了开荒任务的完成。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它表明，即使在其他条件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以恰当的形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