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31日，延安城南门外人群沸腾，5000多名来自各单位、学校的八路军官兵、干部、学生、市民等，聚集在公路两旁，欢迎着名的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1940年5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受到延安各界热烈欢迎。这一天，《新中华报》用了几乎整版篇幅，刊载全国记者协会主席范长江从重庆发来的报道：《陈嘉庚先生印象记》。
陈嘉庚与侯西友、秘书李铁民一行3人是从重庆辗转到延安的。在延安，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当陈嘉庚一行走下汽车时，等候在公路两旁的人群顿时欢呼起来，“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等口号腾空而起。陈嘉庚兴奋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
陈嘉庚自幼侨居新加坡，1910年加入同盟会，跟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扶植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及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陈嘉庚从20年代起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1928年日本出兵占领青岛、济南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他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南京陷落，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去电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揭露汪精卫一伙的卖国嘴脸。1939年冬，陈嘉庚不顾年届古稀，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并亲自率团回国。
在热烈的欢迎气氛中，陈嘉庚讲话。他说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接着，他报告了慰问团回国慰劳考察的目的和经过，以及南洋华侨关心祖国抗战、募捐和抵制日货的情况。最后，他表示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第二天，毛泽东在杨家岭寓所里亲切接见了陈嘉庚。
毛泽东衣着朴素，蓄着长发，面容消瘦，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也极简朴，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室内仅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和一条长板凳。这难道就是赫赫有名的毛泽东的全部家当？陈嘉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毛泽东高兴地为陈嘉庚敬烟、点火，两人谈笑风生。
陈嘉庚讲：“我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代表南洋侨胞向祖国致敬、慰劳前方将士的。我们虽然生长在南方，但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在西北，西北是我们的老家。到了延安，备感大家都是同胞兄弟，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切。”
毛泽东点点头说：“感谢南洋侨胞的爱国热情。”
晚上，毛泽东宴请陈嘉庚，朱德作陪。
席间，毛泽东说：“我们的大批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毛泽东请陈嘉庚向海外侨胞转达。
陈嘉庚在延安各界欢迎会上致词。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陈嘉庚不知出席过多少次盛宴，这是平生第一次出席由重要人物邀请的俭朴的宴会。说是用餐，而且是一党的领袖作东，总司令陪同，却十分简单。十余人围坐一桌，一块陈旧无光的圆桌面放在一张旧方桌上，四张白纸覆盖桌面以代桌巾，开宴之前，一阵风把白纸吹落，就干脆不用。菜也不多，只比平常毛泽东的饮食多了一盆鸡汤。毛泽东向陈嘉庚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为此，陈嘉庚感触很深。
宴毕，毛泽东和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晚会上，陈嘉庚激动地说：“我们来延安后，得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诸领袖畅谈，亲耳听到许多话，使我们万分相信祖国的抗战一定没有问题，并将此言转达给南洋各侨胞。”在互敬欢迎词后，陈嘉庚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了由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前后共停留了8天。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这次回国慰问，陈嘉庚先到了重庆。经过多方面的了解和考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但他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他脑子里挤满了种种疑问：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共产党是不是不讲伦理道德？毛泽东、共产党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是否拥护共产党？……带着这些疑问，陈嘉庚决定赴延安考察。蒋介石得知后，心里很不痛快，他不愿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回答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见他十分坚持，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几天来，陈嘉庚在延安不停地参观访问，多次找人交谈，目的就是想弄清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他参观了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商业区等地方，还私下观察了延安的市容。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不停地观察，不停地思考。
延安华侨联合会多次安排华侨青年拜访陈嘉庚，同是华侨，他们的交谈亲切、随便、自然。华侨子弟坦诚相告：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代表穷苦人的，不但与日本军队英勇作战，而且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
作为一个教育家，陈嘉庚了解到延安办起了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不少学校，对此由衷地赞叹和钦佩。
毛泽东、朱德多次和陈嘉庚深谈，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陈嘉庚代表海外侨胞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毛泽东坦诚地请陈嘉庚放心，说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十分重视国共两党的团结，珍惜各界合作抗战的机会。会谈中，陈嘉庚进一步表示，希望共产党能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磨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毛泽东向他反复阐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对于陈嘉庚的担忧，毛泽东又向他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势力的必要性，指出对国民党反动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达到团结的……陈嘉庚回想起国民党对他来延安的重重阻挠，不由得对毛泽东的话深表赞同。
几天的所见所闻，使陈嘉庚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团结、英勇抗日的。特别是毛泽东的朴素坦率，亲切自然，对党外人士礼贤下士，与群众平等相处的作风，和蒋介石的那种皇帝似的威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延安之行，是陈嘉庚政治态度转变的转折点，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飞跃。此前，他一心一意拥护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也非常尊崇。而经过重庆与延安的鲜明对比后，陈嘉庚逐渐倾向共产党，将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身上了。
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各界代表的欢送下，离别延安，前往山西考察。
一出延安，陈嘉庚就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7月，陈嘉庚重返重庆后讲演西北观感时，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举出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使大后方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受到极大鼓舞。回到南洋后，他向华侨介绍了国内的抗战情况，并深有感触地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深感中国有希望了！”从此，陈嘉庚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1、皖南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凡是贯彻和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原则和以斗争求团结等正确策略思想的地区，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就会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下使人民的武装力量遭受损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削弱。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对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准备不足所遭受的失败，就与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右倾错误分不开。项英在抗战爆发后，受王明右倾错误影响，害怕同国民党发生矛盾，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而是强调皖南地区的特殊性，发展进步势力有困难。针对项英的这种右倾观点，毛泽东在1940年5月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有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这些指示，并没有引起项英的足够重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是“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冀晋一隅，受阎锡山指挥，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皓电，图为皓电全文。与此同时，国民党又作了围歼新四军的部署。早在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叶挺，命令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执行作战任务。”同一天，蒋介石又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如江北新四军不“遵令南移”，即“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据此，第三战区制定了防堵皖南新四军北移计划。蒋介石批准了这一部署与计划，并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严重局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研究做出了对策。11月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蒋介石“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到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目前蒋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时间，哪怕是最短的时间也好；加强反投降、反内战工作和统战工作，在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在白区，要有秩序地隐蔽起来，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
毛泽东连续发出指示，指示各地加紧粉碎蒋介石严重进行的准备；指示周恩来、李克农、项英等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的舆论，呼吁停止内战。并要求：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指示南方局作紧急布置，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要求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全党应完全有秩序的退却下来；指示周恩来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告知他们“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
11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佳电”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但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和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必要的退让，允许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这一决策，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处于有理的地位，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人民抗日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