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
3、总结反磨擦斗争经验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
“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1940年3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2月2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做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
二、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1、巩固华北华中根据地
1940年，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日军攻占襄樊、宜昌，加紧空袭重庆，胁迫封闭了滇越、滇缅路，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国内一时充满悲观情绪。八路军从8月20日开始，在华北发动了规模浩大、震动国内外的百团大战。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面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同时展开大破袭，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井陉、涞源、东团堡、榆社等，断绝日军交通。从10月份起，连续作战，粉碎日军疯狂报复“扫荡”。作战历时3个半月，至12月上旬基本结束。八路军前后战斗1.8万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000多人，俘虏日军200多人、伪军1.8万多人，拔除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重创日军。百团大战一扫失败悲观情绪，坚定与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粉碎了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武装力量“游而不击”的谰言，对稳定全国抗日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在战斗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强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联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另外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遂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专程到皖南，和新四军领导人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1939年5月和1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和江南指挥所，相继成立了第五、六支队，并调华北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连续袭击日军宁沪交通线和据点后，东进北上，开辟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游击根据地和江北仪征、扬州、泰州游击区。第四、五、六支队开辟淮南路东、半塔集地区和豫皖苏边游击区。第三支队坚守皖南，屡败日军。
1940年2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主力南下进入豫皖苏根据地，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率领坚持当地斗争，一部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率领东渡运河，开辟了淮海根据地。
1940年10月，陈毅指挥黄桥决战，击败韩德勤顽固派的进攻，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李先念等于1939年组建的豫鄂挺进纵队，进行了陈苍桥、繁昌等着名战斗，创立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后，苏、浙、豫、皖、鄂游击战得到进一步发展，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连成一片。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指示中共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中共广东省委发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战争的迅猛发展，使日本侵略者惊恐不安、不断增兵。到1939年末，全部侵华日军有34个师团、18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骑兵旅团。其中以16个师团和13个独立混成旅团(约占侵华日军62%)及14万伪军，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军民作战。1939、1940两年，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千人以上至数万人兵力的“扫荡”百余次，作战8980多次，歼灭日军96500余人、伪军88900余人，收复华北5省敌占区375座县城中的198座。华中、华南敌后军民作战2500余次、消灭日伪军42000余人。敌后战场无论作战范围、作战次数还是作战激烈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了急剧的增加，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战斗中，华北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和大青山、山东等根据地；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创建了苏南、皖中、皖东、皖东北、鄂豫皖边、苏北、淮海等根据地；华南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东江、珠江、琼崖游击根据地。人民抗日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2、接待陈嘉庚
从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中，毛泽东意识到要争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不仅要同日寇、汉奸斗，而且还要和国民党顽固派斗，打破他们的阻挠和压迫。因此，仅仅凭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广泛的同盟者，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