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局面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预见到了相持阶段的严重形势。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敌后战场要做好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的准备，要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并指出：“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个主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敌占区和敌后农村，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具体方针，要求各地“广泛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配合主力作战”。
1938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一二○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全华北逐步开展了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一二○师相继进行了黄家庄、邢家庄战斗、齐家会歼灭战等，作战160多次，歼灭日军4900余人，巩固了冀中根据地。一一五师一部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多人，击毙日军“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此为日本侵华以来毙命的第一个高级将领)，打破了日军对北岳区的冬季“扫荡”。一二九师在冀南连续作战百余次，歼敌3000余，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和5万余人的大规模“扫荡”。继而发动了邯郸、白晋、武沙破袭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进行了樊坎、陆房、梁山等着名战斗，1939年至1940年间粉碎日军千人以上的“扫荡”25次，发展了抗日武装，扩大了山东抗日局面。
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抵抗日军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因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发生动摇，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甚至于1938年12月29日公开叛国投敌。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幕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该会确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依照蒋介石的意旨，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并公开发表《宣言》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
随后，国民党中央向其各省高级长官发出密令：“对于共党应根本打破利用观念，并彻底扫除恐惧心理。”并陆续制定和秘密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置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停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就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时，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对策》的指示，明确告诉全党：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高，故我们应以冷静而严正的态度对待。已建立的政权，决不轻易放弃。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
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
3月12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
4月29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了《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
5月1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2、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国民军总指挥(以后又被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6月25日、30日，毛泽东连续发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反对投降活动》两篇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反对投降和分裂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当前的紧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6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战绩，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诬蔑。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里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1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