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先到乌鲁木齐，后到兰州，再到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经较多地了解中国抗战情况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约见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此外，又谈到援助时说：“共产国际从他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援，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共产党，对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重要条件。9月上旬，王稼祥一回到延安，就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由苏联带回来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毛泽东，然后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等商定，由王稼祥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决定，及时地电告仍在武汉的王明等。
这时，长驻武汉同国民党上层搞统一战线工作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已经回到延安。同时，王明又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于是，他预感到共产国际新指示由王稼祥传达，于己不利。
王明左思右想，想出一计，马上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都到武汉去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他借口自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王明想把中共中央全会拉到他所在的武汉来开，一是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二是想进一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的信任和积极投靠。
王明的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断然拒绝。毛泽东见到王稼祥时，指着王明的电报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跑到国民党的地区去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立刻又给自己的安徽同乡和留苏同学王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去，与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先行单独商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被王稼祥拒绝，王并催他去延安。
王明两计不成，又生出第三计。他回电中共中央：说准备回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不过政治报告要由他来作。一般来说，会议的政治报告谁作，就意味着谁是第一把手。王明很懂得这一套，也很会来事，非力争不可，这也充分暴露了王明极高的权力欲望。党中央电复王明：你来延安开会极好，谁作政治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你先准备也无妨。这样，王明才离开武汉，乘火车到西安。到达西安又停了下来，觉得作政治报告之事尚未敲定，即电党中央，提出政治报告由他作才能来延安，否则就回武汉去。党中央电复王明还是到延安后再商量，开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报告内容后再定。就这样，王明才勉勉强强地回到延安。
就在王明答应从西安来延安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当时写的《国际指示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着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9月15日，王明等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以及延安各界代表前往欢迎。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相同，觉得自己回国后太不以为然了，并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转达这种意见，就非同寻常了。尽管如此，作政治报告还是要力争的。
中央政治局再次在延安举行会议，听取王明准备的政治报告。
他的报告内容与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为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等。但是，这个报告继续坚持了他的一些错误主张：如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宣传军队要有统一的统帅，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指挥；虽不贬低游击战，但仍突出强调运动战等。会议认为王明的政治报告结合实际不够，于是请毛泽东也写个报告提纲。
9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就报告提纲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5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
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与会多数人认为，提纲比较符合抗战实际，既有经验教训，又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5、六届六中全会巩固领导地位
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10月4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10月12日到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5万字，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这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放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王明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他临时又要求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并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另一方面，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给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他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商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
针对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表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实际上，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于11月6日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