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王明的争论和在党内地位的巩固
1、正确对待国民党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很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1927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1937年9月22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40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7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治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8月25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
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11月12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2、十二月会议上的波折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1937年11月，毛泽东等在机场欢迎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苏联回到延安。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担心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
当时共产国际虽然已经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且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把毛泽东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但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很担心。显然这种担心是不切合中国抗战实际情况的，他们举荐的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也并非是成功的经验。那末，共产国际这些意图王明是如何理解的呢？他回国后曾与王稼祥有过一次谈话，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国际意图的理解。王明说：“对于国内的斗争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现在的局面很好嘛！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可以公开合法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革命的力量。蒋介石能够再次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大好事，只要他愿意合作抗日，我们就可以听他的。”王稼祥知道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拙劣表现，反问他道：“你以为蒋介石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合作和积极抗日吗？我们党能全听他的吗？”王明立刻回答道：“我说过了，只要他抗日，我们当然应该听他的，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
11月29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毛泽东还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多么真诚的愿同他们通力合作开创抗战新局面呀？
可是，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有一个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李德看来，王明在到延安后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按张国焘的说法是：“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10来天，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无疑仍是对毛泽东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