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这些基本特点，贯穿于中日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之中。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战争开始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强弱对比，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日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遭受一定程度的失败。但这只限于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与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失败。因为敌我本来是相对的强和弱，敌军力虽强，但将为其他不利的因素如野蛮退步、失道寡助、国小物匮及以小国凌大国等所减杀；我虽弱，但有其他有利因素如战争的正义进步性、国际社会的支援、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等所补充，加之我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将更加不断地使敌强我弱的对比发生逆向变化。因此，敌胜我败必然只限于一定阶段、一定程度，造成了持久的局面。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敌我力量将消长变化，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竭尽最善努力，战争将越来越使敌国军民厌战、兵源枯竭、军费困难，经济危机加深，国际上愈益孤立，由强而逐渐变弱，不断向下发展；战争越来越广泛地动员中国人民，军队日益壮大，敌人只能占领少数点与线，我则控制广大的面，兵源物资丰富等有利条件日益发挥其作用，而且国际上也愈来愈多助，逐渐由弱变强，不断向上发展。敌我双方力量变化到一定新的阶段，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因此，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因而，“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把它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视了其他的矛盾。“速胜论”者则相反，他们只记起了其他矛盾，而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两个相反的极端，都歪曲了客观事物的真相。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非科学的。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战略阶段。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但是，敌人在“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随着战争的进程，在这阶段的末期，战争双方却有向下、向上两种不同的变化。日本方面：向下的变化，表现为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废、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向上的变化，主要是占领区、人口和资源的扩大。前一种变化会不断扩大，随着变化的量的增加，必将引起质的变化；而后一种变化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主要表现在量上，不会引起质变。中国方面恰巧相反：向下的变化，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构等的减缩；向上的变化，是战争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此前一种变化是旧的质和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量上，这种量的减少是暂时的、局部的，更不足以引起质变；后一种变化，是一种新的量和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质上，这些新质因素虽然弱小，但它却代表了新生力量，是不能战胜的。中日之间这种相反的变化，反映了中日两国自身矛盾运动的特点。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侵略者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现象，而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也必将限制其占领区的扩大，这是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势力和积极因素，将逐步克服落后势力和消极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和最后战胜利敌人的主要依据。
第二阶段，是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将继续发展，中国继续向上，日本继续向下。由于中国力量的增长，日本力量的减弱，敌我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根本相反的变化，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双方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中国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许多地方将遭到严重破坏，但抗日游击战争将广泛展开，并不断取得胜利。此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和人民抗日运动，将消耗和瓦解大量敌军。“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长期艰苦斗争和准备，力量不断壮大，国际援助等有利因素更加增多，将使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开始举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毛泽东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全程。
毛泽东根据三个阶段的敌我双方情况和战争特点，具体规定了三个不同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属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敌形成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则处于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我国一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地，还有广大地区敌难于占领，这就给中国以开展游击战争的活动地盘，给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我们要利用地广兵多的两个长外，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坚持持久战。
进行持久战的作战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种战役的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对于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的必要的方针。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加上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直到我以绝对优势而获胜。
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只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因此，就必须实行全国全民总动员，实施抗日民主政治，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依靠乡村广大人民进行战争，同时，必须坚持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反对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作《论持久战》的报告。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重要形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着重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般说来，游击战争只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作战形式，是个战术问题，它不担负战略的任务。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游击战争是有战略地位的。毛泽东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国和小国侵略一个大国、弱国，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现了日本占领中国地方甚广而兵力又不足的现象，战争的长期性就发生了。这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的问题也发生了。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于是，游击战必须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加以考察。”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