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干把对毛泽东的一鳞半爪的了解，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联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起草“宣言”、侮辱师长的事，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自恃有些才华，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是一个“害群之马”。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毛泽东带头闹事，就拿他“开刀”。于是，张干立即行使校长职权，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消息传出以后，曾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哲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对此愤愤不平。杨先生在课堂上谈到这事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么两句诗：“强进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自己一向寄予莫大期望，并视为“拄天大木”、“当代英才”的学生毛泽东开除！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王季范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共同向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与此相呼应，学生们不屈服校方的压力，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还是给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一口气憋不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10元钱学杂费的事，竟要被学生撵走！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未闻！张干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第一师范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省府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工作6年之久的第一师范，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二、初期革命实践
1、游学和接触百姓
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有志于读书的人，用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一些落魄文人，利用“游学”给人家写字作对联以此谋生，成为一种变相的行乞。当时，许多人看不起这种行为，认为只有没出息的读书人才做这种事。他们读了几本书，不肯从事正当的劳作，又放不下斯文的架子，只好写几个字，诌几首诗，送给乡村里的土财主，换几个钱糊口，俗话叫这“打抽丰”，或者叫“打秋风”。
毛泽东则不然，他是借此来进行农村社会考察，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力求“周知社会”。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活”的书本，这“无字之书”，便是群众，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有一回，毛泽东从一份旧的《民报》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有两个青年，决心徒步周游全中国，并已到达西藏附近的打箭炉（原属西康，今为四川康定）。他看了很羡慕，也很钦佩，很想效仿这种做法，只可惜一没有钱，二没有闲，不能马上去做。后来他想：没钱，可以借游学这种旧形式来解决；时间不够，就先在湖南境内游起吧。遗憾的是正赶上学校放假，好朋友们几乎都离开了学校：蔡和森有事到湘乡原籍去了，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陈昌也都回了家，否则，和他们结伴同行就更好了。于是，1917年的7月中旬，毛泽东邀请萧子升和正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进行了一次游学。
长沙岳麓山爱晚亭。他们三人带着雨伞、换洗衣服、笔记本及笔、墨等简单物品，换上草鞋，从长沙小西门出发，渡过湘江，然后向西过了白箬铺，向宁乡县走去。
7月的天气，骄阳似火，乡下的山路又很不好走。走着走着，萧子升坐在路边的一棵樟树下叫开了：“哎哟！我走不动了，腿肚子打颤，喉咙里出烟。”毛泽东在他身边坐下问：“是肚子饿了吧？早晨那点点胡椒饼，只怕不起作用了。”萧子升叹道：“是有点饿了。还是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毛泽东也感叹地说：“正是的！现在尝到了一点灾荒的滋味了吧？这真是：不种田，不晓得粮米的艰难，不挨饿，不晓得穷人的苦痛！”
说着，毛泽东朝前面望去，看见约半里之遥的地方，有一家店铺掩隐在几株白杨树下，就回头对萧子升说：“走吧！到那里去送副对子，餐把饭总会搞得到手。”几乎躺倒在地的萧子升懒懒地说：“哎呀！我是一步也走不得了……这样吧，在这里把对子写好，我来写，你去送，搞点吃的来，有了精神，我们再赶路。”毛泽东说：“可以。”
于是，萧子升大笔一挥，用了一个老套子：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毛泽东笑了笑，捧着对联走了。
过了一会儿，瞌睡中的萧子升被空着一双手回来的毛泽东推醒，他惊奇地问：“怎么搞的，没有找到施主？”
原来，这是一家药铺，老板兼管看病，是个郎中。他的招牌叫益民药铺，他要济世益民，可送去的对子却是要人家发财致富的。毛泽东和老板谈了几句，没敢送对子，就回来了。
萧子升乐了，他说：“咳，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有点复杂咧。好！那就另写一副：‘慈心济世，妙手回春’，怎么样？”毛泽东说：“也还好。我们先到药铺里去吧。那位老板答应请我们吃餐饭呢，走吧！”
他们来到药铺。老板先让他们写个“益民药铺”的招牌试试，一看，字写得很好，就又搬出了几张虎皮宣纸和花坯纸来，请他们写了几张条幅和对联。写出来一看，老板更高兴了，索性把药房里面的大牌匾，全都重新更换了。足足花了一两个小时，一切都弄妥了，才让他们进去吃了几碗冷饭，给了20个铜板。
来到宁乡县城，他们在同班同学王熙家住了两晚，走访了劝学所，给所长喻士龙送了副对联，又游历了香山寺，到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他们还写诗送给一位老翰林，得到了40个铜板。他们上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参观了云山书院旧址云山学校，在黄材镇了解了当时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然后经横山湾抵杓子冲何叔衡家。
何叔衡，家住宁乡县杓子冲，他比毛泽东大17岁，本来已是秀才，37岁时又考入第四师范，后来和毛泽东一起转入第一师范。去年毕业后，也在楚怡小学教书，和萧子升是同事。
来到杓子冲何家已是半夜了。他们大喊：“何胡子！何胡子！快起来开门，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叔衡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来了。得知毛泽东他们化装“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说：“你们真是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何叔衡。何家是地道的“耕读之家”，他们在何家大开眼界。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这本书里写道：开阔的大菜园长满了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之危害也，大矣哉，‘君子乎，圣人乎！’”
何叔衡向他们介绍了当地农民的疾苦，还告诉毛泽东“宁乡县的沩山那个地方，有几千人起来造反了，领头的是个石匠，叫张三元。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抗拒官军，杀死豪绅，声势闹得很大哩！”毛泽东一听，立刻激动起来，非去沩山不可。萧子升喃喃地说：“我们要去洞庭湖呀，到沩山不顺路吧？”毛泽东说：“那没有关系！从沩山再去安化，转益阳，下洞庭，多看一些地方，不是更好吗？”
这样，他们把原定计划稍微作了变动。离开何家，他们经沙田先到了巷子口，在一个姓王的老头家里交谈了很长时间。老头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老实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多数为官者都不廉洁。我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的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席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许多感慨和联想，一路上，他和萧子升都在议论着社会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他们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藏书，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在这一带，详细了解了张三元举起义旗造反的情况。
离开宁乡抵达安化县的司徒铺，毛泽东、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他们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家。在罗家吃过中饭后，他俩上横坡仑，去久泽坪，给当地的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副对联，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梅城。途中，他们曾露宿河堤。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就将包袱、衣服挂在了树枝上。睡前，萧子升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绅士的习惯啦！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哩！
第二天，他俩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并得知附近有一刘邦庙，这引发了他俩关于怎样评价刘邦的讨论。他们边聊边走，很快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还到一些贫苦农民家走访，到安化县劝学所拜会了当地的饱学之士、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夏先生当时64岁，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精通经、史，着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
夏先生喜欢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因此，毛泽东求见，两次都被拒之门外。但毛泽东并不灰心，当他第三次登门求见时，夏公终于开门相见，他挥笔写下“绿树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见后，随即写下“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完，大吃一惊，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不觉有些愧疚，连声赞好，并留下毛泽东昼夜长谈，最后还赠给毛泽东8元银洋。
在梅城，毛泽东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有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他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并在北宝塔第7层塔壁上挥墨题词：“伊水拖篮，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之后，他们又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益阳县城。他们在这里呆了3天，除游览县城外，还走访了一些学校和当地人士，如当时的县长、原一师教员张冈夙。
他们离开益阳来到沅江。不巧，沅江正在涨水，街道被淹。看看也快到开学的时间了，于是二人乘船返回长沙。在湘江轮船上，两人就这次游学作了总结。毛泽东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彻底认识到我们的目标。”
8月16日，他们回到长沙楚怡学校。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了一张相作为留念。这次“游学”，毛泽东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写下了许多笔记。一师的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都纷纷称赞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毛泽东曾回忆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80多块”。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诸如此类的游学还有多次。如1917年12月，他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了解情况。1918年夏，他和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绕洞庭湖半圈，还将沿途见闻感想，写成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遗憾的是，这些通讯已无处可寻。
这些“游学”活动，使毛泽东有机会实地体察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他由此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打败北洋兵
全国解放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师生回忆说：毛泽东在一师时沉着果断，不畏强暴，敢作敢为，是一个“浑身是胆”的学生。
1917年，湖南正处在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局面里，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不断混战，湖南是南北军阀争夺的重要省份。南北军阀常在这里进行拉锯战，今年南军打去，明年北军打来，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安宁日子，不论城市、乡村，不论穷人、富人，天天都有被抢、被烧、被屠杀的危险。长沙不仅是湘江和粤汉铁路的交通枢纽，而且是湖南的省会，更是军阀争夺的焦点，每遇战事，长沙首当其冲成为枪炮杀戮的战场。几年间，长沙受尽兵乱之苦，多次被洗劫一空。
1918年3月，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合影。第一师范由于在城市，又离江边很近，军阀的军队一进城，首先蹂躏的就是长沙一师的校园。军阀们来了，学生们上课的教室被占了，他们把食堂的饭菜抢个精光，吃完了还摔碗，到处拉屎、撒尿，喝醉了就殴打、欺负老师和学生，堂堂的学府被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11月的一天夜里，驻守在长沙的北洋军阀傅良佐的部队突然开拔了。第二天清早，整个长沙城一个北洋兵都看不到了。据说是被广西的军阀谭浩明打垮了，傅良佐带着剩余的部队仓皇向湖北出逃。
街上冷冷清清，不少店铺的门板和玻璃被砸得稀烂，满地的碎砖烂瓦，一些民房只剩下断壁残垣，烟熏火燎的木桩孤零零地立在街旁，长沙城一副破败凄凉的景象。
一师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外地人，这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走出宿舍自动到校园里去打扫卫生。他们多么希望再也见不到军队，再也不要打仗，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念书学习啊！
谁料想中午刚过，就有消息传来：北洋军阀第八师支援傅良佐的一个混成旅王汝贤的部队，从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下来，已经到了城南两里地的猴子石。听说这些北洋兵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沿途的老百姓已被洗劫一空。
长沙城沉寂了不到半天，又陷入了一片惶恐之中。因为此时的长沙城除去一些维持日常秩序的旧警察外，没有任何直接抵抗的能力，城里的空虚使老百姓人心惶惶。而长沙一师更是退军要首先经过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为长沙的最前线。
一师的学监主任方维夏召集老师和同学们开会，商议如何应付这危险的局面。有的人害怕了，主张逃走。有的人虽主张抵抗，但又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毛泽东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