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21800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10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9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19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20日凌晨6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11月20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21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赶毛驴上山
1936年的一个隆冬之夜，寒风在陕北高原上呼啸着。保安炮楼山下的一孔窑洞里亮着闪闪的灯火。毛泽东手拿着一封电报，正在踱步沉思。
这天是1936年12月12日，正是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日子。
是日凌晨，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果敢行动，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及随行的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当天，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联合致电，邀请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以及捉蒋的善后事宜。
12月12日上午，在保安的毛泽东首先接到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的急电，随后又收到张、杨两将军的电报。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此举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窑洞中的毛泽东，一遍又一遍读着电报，仔细琢磨。中国共产党方面事先并不知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这突如其来的大事，令毛泽东思绪万千。
扣留蒋介石，是他罪有应得。十多年来，他坚持内战，极力“剿共”，对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现在民族危亡在即，他仍坚持内战，调动大批军队逼近陕西潼关，并且亲自飞到西安，威胁和强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他这种坚持反共、对日妥协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当然也引起了国民党中爱国将领的极为不满，因而就对他采取了断然措施。
消息是令人振奋的。但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下一步如何处理。他想到了去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路线的策略方针。他心头一震，似乎感悟到了什么。难道这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他隐约感到中国革命实现转折的时刻到了。
这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给他送水，毛泽东也正想松弛一下，微笑着对他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要跳起来：“真的吗？”
毛泽东挥动一下手里的电报，点点头，说：“真的。”
贺清华立即就要向门外跑，想去向同志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了他：“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同志……到这里来开会。”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当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聚集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
小小的保安城沸腾了，各个窑洞都亮起了灯光，人人心情激动，到处议论纷纷。
有的说：“这回抓住了蒋介石，非要整治整治他，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我们要报这个仇！”
有的说：“蒋介石打内战，不抗日，想让中国人当亡国奴，宰了他算了！”
还有的说：“把他押到咱们这里来，戴上高帽子游街，所有的村子游个遍！”
大家群情激奋，各自争相发表意见。不知不觉，天已亮了。
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很不清楚，中共中央于1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正式进行讨论和研究。
毛泽东首先发言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说这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设想，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推测、也有争论，会议开得十分热烈。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
针对会上有人提出“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会议确定由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同蒋介石谈判。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决定红军开赴潼关、商洛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挫败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军事进攻。
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强调当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同时通知他们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周恩来等人身负重任，立即起程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出发那天，大雪纷纷扬扬，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告别，所有的期望与嘱托归结为一句话：“祝你们顺利！”
17日晚，周恩来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并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到保蒋和平。19日，中央政治局经过两天讨论，做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的结果。
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扬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张闻天在会上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个前途，一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他的分析为大家所赞同。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既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予打击。”他明确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但通电在当天即发出，21日，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确定以后，我党立即通电全国，表明态度和立场，以确保西安事变向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抓住蒋介石又把他放了，许多人想不通，有情绪。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也不理解。那天，毛泽东告诉贺清华说：“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治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怎么？要放掉蒋介石？”贺清华感到十分惊奇。
毛泽东回答说：“是啊，放掉他，是为了抗日。”毛泽东接着耐心地向他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指出亲日派何应钦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挑起全国范围的内战，这样日本人就会趁机侵略。慢慢地，贺清华有些明白了。
之后，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和群众作报告，统一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解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
这天，毛泽东来到保安东头寨子山下的窑洞前，向红军大学的学员作报告，听众一千余人。在报告中，毛泽东风趣地说：“陕北的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一番话，使大家心里明白多了。
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方工作，终于使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接受。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收到了特效。西安事变顺利实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再次握手言和，共同抗日，革命的航船终于驶进全民抗战，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
2、致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7年3月6日，毛泽东等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返回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他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此，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希望蒋介石能够履行他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民权利、联合红军抗日等，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翌年2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做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此后，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