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上海期间，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宋庆龄介绍，结识了鲁迅。1933年秋，斯诺由上海北上，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在燕大期间，他同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并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在和进步青年的接触中，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出于职业习惯，斯诺立刻产生了前去采访的念头，随后便活动起来。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由北平启程，前往西安，开始了他的首次西北红区之行。
当时，中国的局势正处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全国民众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民的共同心愿。当时驻扎在西北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已同红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就为斯诺进入红区提供了方便。斯诺先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肤施（延安），接着步行前往红军前沿司令部的所在地——安塞。
31岁的斯诺充满着对共产党的好奇心。天气炎热，路途遥远，可这并没有冲淡他要采访苏区的强烈愿望。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停地想象着红区的景象，想象着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模样。
斯诺徒步行走了一天半，终于到达了安塞县的百家坪。
迎接他的是安塞赤卫队队长。这时，突然又走来了一位军官，竟用英语温和地向他打招呼，斯诺先是一愣，随即马上反应过来，这位军官就是红军的着名指挥员周恩来。因为他对周恩来也早有耳闻，有些了解。
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相信你会如实报道的。”周恩来帮他制定了一份详细的采访计划，需时92天。
斯诺惊奇得几乎不敢相信。他没有想到红色大门竟如此便利地向自己打开。
离开百家坪，斯诺很快就被一小队红军护送到了保安。
对于斯诺的来访，毛泽东十分重视，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步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着述更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位外国记者，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发表出来，然后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现出原形，使共产党的事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斯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几乎所有在保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出面迎接，欢迎的群众还打出了横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
毛泽东有力的大手握着斯诺，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来到窑洞里，毛泽东让客人坐在简陋的木凳子上，双方亲切交谈、寒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着斯诺说：“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我们这里来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我们这里来，是国民党反动派。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们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提供方便和帮助。”
停了停，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们可以穿上红军的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对待，就不会把你们当‘洋鬼子’看待了。”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了斯诺，和他做了彻夜长谈。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描绘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1936年毛泽东摄于陕北。有一次，毛泽东问斯诺：“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不愧为职业记者，说话很幽默：“我开始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个谈话的对手，也风趣地说：“我看你到我们这边来，的确是撞上大运啦，保证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斯诺在红色区域调查访问4个月，毛泽东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除了斯诺7月下旬和9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和斯诺会面。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他们谈时局、谈红军、谈共产党的政策等等，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到：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做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辞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9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谈起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生涯。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毛泽东为此常常搁下大堆的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在毛泽东看来，他与斯诺的谈话，绝不仅是一般私人朋友式的交谈，而是通过这位外国记者，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政策，表达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
正是斯诺的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享有了特殊待遇。斯诺在保安，被安排住进一间距毛泽东住处很近的朝阳通风的房间，毛泽东还特别允许他随便走，随便问，随便看。
谈话在一夜又一夜地继续，一般是在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题前，毛泽东常常讲一两个短故事，谈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通常是馒头和简单的菜，莱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这也表示毛泽东对客人的热情。
通过接触，斯诺对毛泽东的生活也逐渐了解。他看到了毛泽东住的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惟一的一件奢侈品是一顶蚊帐，所有的财物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制服。吃饭也非常简单，常是辣椒就馒头。斯诺为此非常惊奇，红军领袖的生活竟是如此俭朴。
这是1938年复社在上海出版的这本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通过这种深入的往来，斯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也为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才能及博通古今的才学大为折服，两人从此也建立了长期而深厚的友谊。
斯诺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媒介”使命。他把这次终身难忘的采访，编着成一部着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立刻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轰动，此书又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名为《西行漫记》。
毛泽东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埃德加·斯诺是外国记者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人，也是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病逝。毛泽东闻讯异常难过。他给斯诺夫人发出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