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由于大草地杳无人烟，红军部队找不到吃的，先是断了盐，接着又断了粮。战士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青稞、包谷，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这一顿也只是吃个半饱。
有一次，部队吃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豌豆叶子熬成的汤。警卫员一看到这样的伙食，心里不禁犯愁，让毛泽东吃这样的饭怎么行呢？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爽快地接过碗说：“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听说上古的时候，神农氏炎帝为了给人治病，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说完，他大口大口地就吃下了这碗青稞混野菜。此后的路程，毛泽东始终和其他战士一样吃着青稞加野菜的食物。
水草连绵的沼泽地。一日，风雨交加，毛泽东和战士们正在草地上艰难行进，大家身上都淋得透湿。到了宿营地，也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到哪里去给主席找休息的地方呢？毛泽东的几个警卫员发起愁来。
开始，大家试着把一条被单绑在小树上，但由于风大雨急，试了几次都不行。
这时，毛泽东看见了，他出了一个主意，即让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遮风雨的油布拿下来，支起一个小油布篷。嘿！这办法还真行。战士们很快就支好了。毛泽东走进里面看了看，感到很满意。他笑着对几个战士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挤进去不合适。加上其中一个警卫员陈昌奉正在闹痢疾。
毛泽东指着陈昌奉对大家说：“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是大家好好地到达陕北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
毛泽东这一番话，说得战士们心里都热乎乎的，可他们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毛泽东不由分说地招呼他们都进油布蓬休息，又让生病的陈昌奉和他睡在一个担架上。陈昌奉顿时急得满脸通红，急摆手说：“不行！不行！我有病，恐怕会传染给你……”
毛泽东哪里肯听，坚持让陈昌奉上担架上睡，其他战士也挤在周围睡下了。
冷风吹过显得更加阴冷，战士们在毛泽东身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进入草地后，由于部队缺粮，不少伤病员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指示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仍然坚持吃青稞野菜汤。
负责杀马的副官处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日夜操劳，行军途中仍要坚持工作，很想让他吃点儿马肉，可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提出给他马肉，就趁毛泽东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把一块巴掌大的马肉送到了警卫班。正巧，警卫班正设法给毛泽东弄吃的，也就瞒着毛泽东收下了。
到了宿营地，警卫员正想拿出马肉，混着野菜煮给毛泽东吃，可毛泽东瞧见了，责备他们说：“你们又打埋伏了！”然后叮嘱警卫员，把这块马肉留给警卫员戴天福吃。
戴天福在警卫班年龄最小，毛泽东对他非常关心。长征到达大渡河时，戴天福得了疟疾，爬过雪山后，病情加重，现在跟在队伍后边。战士们告诉毛泽东，说小戴是重病号，一定能分到一份马肉。毛泽东还不放心，说：“还是留下一些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正在这时，一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身后跟着两个担架员，毛泽东看他们的神情，预感到发生了不幸的事。果然，戴天福已经牺牲了。
警卫员把用纸包好的一块马肉交给毛泽东，流着热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们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他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同志好好照顾您。”警卫战士们听罢都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抑制住悲痛，只是紧紧地盯住那块马肉，半晌说不出话来。
稍顷儿，毛泽东把马肉包好，沉痛地说：“成千成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说完，毛泽东慢慢地摘下军帽，低下头为戴天福同志致哀。
无情的水草和饥饿的煎熬吞噬了多少生命！但红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草地，战胜了自我。
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毛泽东率领红军战士不仅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也谱写了一曲领袖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动人乐章。
3、粉碎张国焘的阴谋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张国焘。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他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张国焘的密电到时，右路军指挥内部正在开会，陈昌浩在作讲话。他接过电报，没有顾得上看就把它交给坐在身旁的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过电报，不禁心头一震，顿感事态严重，心中焦虑不安，他开始不动声色地盘算着如何尽快将密电送交毛泽东。不久，他就借故离开会场，迅速向附近的中共中央驻地巴西赶去，把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对叶剑英说：“剑英，你干得漂亮！”同时嘱咐叶剑英不要让别人觉察他已了解了电报的内容。
叶剑英担心地说：“主席，我看此地危险，不可久留，请您立即动身到三军团去，那里会安全些。”在场的博古说：“老叶，你不能回去，也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说完，叶剑英立即返回右路军指挥部。会议还没结束，陈昌浩仍在讲话。叶剑英回到原位，若无其事地把“密电”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避免了怀疑。叶剑英走后，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于是当晚，毛泽东在巴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北上红军凌晨2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也曾与杨成武谈及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30米宽，好像一座大山被一巨斧从中劈开两半，到处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有条腊子河，水流湍急，只有一座木桥架在两山之间，过后就是甘肃南部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于9月16日接连三次致电彭德怀，部署一、三军团的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计划。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9月17日夺取腊子口，缴获粮食5万公斤，盐1000斤，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给红一军侦察连布置一项特殊任务：请你们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都要搞几份来。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哈达铺城内，巧遇敌军一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从他的驮子里缴获了一批近期报纸，其中一张登载着徐海东与刘志丹会合的消息，还有陕北根据地略图。毛泽东看到这张报纸非常兴奋，不停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
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向北行进，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始终牵挂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9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在党中央严肃批评和热忱帮助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直到第二年6月，张国焘才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动身北上，后又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二方面军同志的积极推动下，张国焘只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4、会师陕北红军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兵。在青石嘴，侦察连发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