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2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2、提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和粉碎二次“围剿”
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虽然成功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但他清醒地知道，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必须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1931年2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4省“围剿”部队。4月初，调集18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800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3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线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20万人，红军只有3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做出决定。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后进”等。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联则神。攻坚则假者坚，乘联则坚者暇。’（《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立刻在1月19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分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20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25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讨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3万多红军在20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25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20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5月13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做出敌军14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5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5月21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24日晚11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25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
26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光集中主力进攻广昌。5月27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